幕末明治期的学术教学与汉学研究

在日本“知”的形成中,汉学既有基础学的意义,也有关于中国学识的意义。在明治西洋化风潮的时代背景下,旧时作为基础学及学问核心的汉学,往往被认为已经衰败,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以另一形式再现且存续至今。该文对幕末明治期近代化进程中的日本汉学动向进行梳理,主要通过教育界代表性人物、以东京大学为主导的教育制度等进行考证,对其摇摆不定摇篮期的学术、教学实态进行扫描,从而论证汉学在日本彰显的与旧时代不同的价值及意义,了解汉学在明治期的传播实态,旨在为汉学与幕末明治学术及教学的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域和阐释维度。

儒家思想对日本私立汉学教育的影响——以江户时代藤田幽谷的青蓝舍为例

藤田幽谷(1774-1826)的青蓝舍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后期水户藩的一所著名汉学塾。该塾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培养忠孝一体的君子为目标,教育课程以《孝经》为中心,同时教授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国语》《左传》等课程,并且鼓励诗歌教育及文武兼修,但排斥老庄之学以及侧重评述的书籍。青蓝舍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因材施教,提倡博采众长,不拘泥于一家之言。青蓝舍培养了众多后期水户学的中坚力量,并为幕末的维新运动提供了积极动力,是日本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所汉学塾,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日本教育的深刻影响。

《宋名臣言行録》在日本德川時期的流播

《宋名臣言行録》在中世傳入日本,在德川時期得到了較爲廣泛的傳播。不僅有各種版本從朝鮮和中國傳入,同時日本本土還刊刻了《宋名臣言行録》,形成了“和刻本”,而和刻本基本只翻刻朱熹獨著本,直到德川末期才出現李幼武增補的版本。在德川時期《宋名臣言行録》的研究本和模仿本都有一定數量的出現,表明在該時期日本人對於《宋名臣言行録》已經不再局限於閲讀和學習,而是有了獨立的思考和創作,即《宋名臣言行録》開始真正受容於日本社會。德川時期出版了《宋名臣言行録》的注釋本、糾錯本、評論本、模仿本等,但未有和譯本。將《宋名臣言行録》作爲教材的德川漢學塾比較少見,且主要集中在德川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