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家立汉学思想初探

丁家立的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上,因为孔子的哲学思想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其所信奉的新教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他比较了中国语言文字的优缺点,建议发展表音文字与普及白话文,并在中高等教育中使用英语教学。通过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他劝告西方传教士要警惕中国文化异乎寻常的同化力。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他认为西方人应当对中国文化采取一定的妥协和宽容,把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结合起来,使其在中国发展繁荣。

從《春秋左傳補注》的撰作過程看惠棟漢學思想之演進

惠棟《春秋左傳補注》是清代《左傳》學著作中的傑出代表。目前學界往往將該書用來探討惠棟精研詁訓、尊古崇漢的治學思想及其特質,卻很少關注此思想的具體形成過程,且至今無人全面整理惠棟的《左傳》學著述。本文比勘惠氏《春秋左傳注疏》批校本、《春秋左傳補注》稿本與刻本,不僅較清晰地呈現出一條從批校本到稿本,再到刻本的縱向脉絡,展示出惠氏撰作《春秋左傳補注》的全過程,還進一步明晰惠氏《左傳》學思想的形成過程,主要歷經了兩個階段:由最初的無所專主、漢宋兼采,到懷疑、否定、批駁唐宋以降的解經之説,進而轉向廣1漢儒舊注,辨字審音,使得《左傳》的古音古義逐漸明朗,尊崇漢學之思想日趨成熟。可見不論著述宗旨、體例與考釋方法,還是其中所體現的漢學思想之脉絡,惠氏的《左傳》學思想本身即其漢學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现代中国学研究格局

本文根据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发展，以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９０年为界，将日本现代中国 学（１９４５－１９９９）分为三个时期，并比照传统的日本“汉学”，从哲学、文学、语言学和史 学四个方面评介了日本现代中国学的现状和进展，介绍了日本现代中国学所拓展的新领域： 宗教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总的来说，日本现代中国学既 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实证主义学风，又发展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方法，拓宽了 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研究，还将触角伸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深层， 使日本现代中国学成为国际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就职演讲》看理雅各的汉学思想

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汉语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标志着汉语言文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牛津大学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英国汉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演讲词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是我们研究理雅各汉学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19世纪英国汉学和欧洲汉学的珍贵文献。本文以理雅各的就职演讲词为研究对象,解读演讲的主要内容,探讨理雅各的汉学思想。

高本汉汉学思想概论

高本汉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他的汉学研究领域广泛,除了我们所熟悉的汉语古音构拟外,高本汉还投入大量精力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字典编纂、汉语语法、汉字拉丁化、古代宗教、历史及青铜器等。本论文提出全面梳理和评价高本汉学术体系的必要性,并尝试以语言思想为线索,概述高本汉的汉学体系脉络及其基本特征。

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影响下的广州学术中心递嬗

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30年代,广州学术界共经历了三次学术中心的递嬗,从学海堂、万木草堂再到国立中山大学,这代表着汉学思想、变法思想与革命思想先后在广州形成思想主流并引领社会发展。总体而言,三次学术中心在制度、学风等方面受其各自创始人阮元、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学术教育思想影响至深,并为广州的学术文化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核心学府的递嬗是广州文化大爆发的结果,也是广州学术从"滞后于中原"向"引领全国"转变的体现。该递嬗过程反映出近代广州学术教育形式呈现多元化与政治化的特征。

清儒惠栋汉学思想的演进理路——以其《诗经》学为考察中心

惠栋《诗经》学思想有一逐渐演进之过程,主要历经了两个阶段:早岁受清初学风影响,其治学思想处于无所专主、尚未成形的状态;随着学识愈加精进,逐渐怀疑、否定、批判唐宋以下的经解之说,进而广稽汉儒古注,辨字审音,论证古字相通,增补缺误,其汉学思想最终成熟。惠栋《诗经》学思想的形成不仅与其家学关系十分密切,还深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影响,上承吴中地区自明中后期以降就存在的复古风气,明确强调汉儒古义的重要性。此外,惠栋更重视前人极少论及的汉儒“师法”观念,指出毛传与《荀子》之义相通,乃缘于师法传授,唯有通晓汉儒经说注解,才可上溯至孔门,足见其在探求汉儒古义方面更为自觉,求古之意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