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论”诠释视角下的清中期汉宋之争

“仁”的概念在儒学诠释中意义重大。孔子立足于现实生活,以“仁礼互释”赋予了“仁”极大的实践意义,但孔子“述而不作”的态度以及所形成的“六经”为本的诠释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诠释。“比类”与“征实”思维的诠释方法在经典解释中较为重要,二者也体现在汉儒的诠释方法中。一方面,在比类上,汉儒注重“类感”的形象思维,而宋儒发扬了“比类而推”的抽象思维。另一方面,汉代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实证诠释思维即使在宋儒如朱熹者亦有吸收,且对清代汉学立场的经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阮元作为“汉宋之争”的关键节点,对宋学方法的“臆断”之弊与汉学方法“株守”之害进行了反思,但并未完全否定其中任何一方,而是将“仁”的诠释复归到接近孔子本旨、以汉学方法为基而兼重义理、以“通经致世”为宗旨的“实学”实践诠释中。

汉宋之争与《四库全书总目》的修撰

自《四库全书》修成以来,关于《四库》馆内的汉宋之争时有论及,多认为《四库》馆为"汉学之大本营",《四库全书总目》亦为汉学之体现。然若以翁方纲和姚鼐为中心,可以发现,为学偏向义理的学者在《四库》馆内通过"正面对抗"和"迂回坚持"两种途径坚持己见。以纪昀为代表的总纂官并没有对由宋学家撰写的、偏向宋学的提要予以批判,从思想的角度说,并没有予以根本改撰。

论清代嘉道之际的汉宋之争与汉宋兼采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汉、宋两学关系问题是一重要问题,到清代嘉庆、道光之时尤为引人注目。围绕这一问题,时人聚讼纷纭,其中以江藩、方东树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达的针锋相对的理念及其所引发的学术风波最具影响力。这固然标志着所谓“汉宋之争”已达高潮,同时它也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格局有所变化,即汉学虽仍居主导,但宋学的空间已越来越大。宋学空间的得以扩大,与当时学界存在的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密不可分,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这一切,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

清代“汉宋之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汉宋之争"是清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从清末民初以来,对"汉宋之争"的研究形成了"政治"与"思想"两种视角,并各自看到了"汉宋之争"的不同面相。今天对"汉宋之争"的继续研究仍然可以借鉴这两种视角。就"政治"的视角而言,更应该将眼光往下看,而不是仅仅注重高层的统治者和统治政策;而采用"思想"视角的时候,则不妨有意识地在"反理学"这个大框架之外,更多地去发掘"汉宋之争"所反映的清代儒学的正面意义。

汉宋之争与经典解释——以阮元、李翱的“性命”为例

李翱尝试取法佛老,以期在形上的方向上完善思孟的心性论,并由此成为宋学的远源。于是,在汉宋之争中,援佛入儒的李翱受到了阮元的批驳。李翱、阮元虽有共同的话语平台,但由于各自对思孟之心性论的定位不同,以致在解读儒家的性命观时,李翱以"心通"解经而发明"复性"说,阮元则认为应以"事解"注经而申明"节性"说。二人的不同解读,引发了一些关于经典解释的问题。

汉宋之争视域下桐城派对韩愈文道观的承变

考察有清一代之文论,不能绕开桐城派文论。在桐城派文论中,文道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文道观与韩愈文道观有着非常奇特的关系,即从最初的接近到后来的疏离。桐城派初创期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人承继韩愈文道观,倡导文道合一,道为根本;兴盛期的姚鼐、方东树、梅曾亮等人稍作变通,坚持文道兼顾,偏重于文;没落期的曾国藩、吴汝纶等人则提倡文道分离,以文自期。三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对韩愈文道观的接受呈现出承中有变,代有侧重之特色。而这种变化过程,也正是中国文论史上的文道关系从混淆非文学与纯文学的矛盾体逐步走向纯文学中和谐统一的过程。其中原因,除了作家自身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影响便来自于以"汉宋之争"为核心的清代学术之争。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嘉庆中叶编纂的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宋学术争论的实况。主张汉学的史稿编修者,效仿《明史》中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体例,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读张循先生《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

（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学＂＂宋学＂视为一个客观的、有固定内涵可以归纳的对象,并往往欲对二者＂下定义＂。实际上,清人对＂汉＂＂宋＂的使用分歧丛出,在他们自己便未提出任何客观公认的标准,更无固定的＂定义＂可下.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汉宋之争"的研究并不能单纯地从学术史外缘进行阐述,它具有真正遵循思想史内在理路(inner logic)向前的学术轨迹。作为思想的历史,"汉宋之争"持续时间之推定,并不能仅仅界定在汉学兴盛之后,而应是横跨了整个有清一代,这个内在的学术轨迹虽然经历了汉盛宋衰、宋盛汉衰、汉宋合流的阶段,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思想的交融与井喷,不管是相互批判对立,还是相互融合调适。这些分段式的学术演绎无一不在反映清代学术史活泼、前进、具有生命力的这一特性。清代汉学与宋学的衍生、发展、嬗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攻讦、相互批判,及至最终的合流,都无一不证明学术史是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使得清代思想史在激荡与调适中展现出绚烂的学术火花。

汉宋之争在现代思想史中的位移与权变——对周作人思想的一个侧面观察

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周作人作为启蒙思想家的一面已得到较为广泛的承认,但其思想中的另一面仍未得到足够重视。自1935年始,周作人猛烈地攻击宋学,同时将一批清代的儒者引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这里面既有对儒家思想的再思考,也包含着面向现实的隐微表达;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周氏看来,经历了“五四”之后,困扰中国人已久的“道德哲学空壳化”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为此,他不得不拣取思想资源以建构一套“新道德哲学”。周作人的“新道德哲学”继承并发展了戴震“理存于欲”的思想,并将现代生物学、进化论的因素掺入其中,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其中的根本矛盾。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饤饾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毕竟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章学诚与清代“汉宋之争”

清代考据学反对宋明理学的形上思维方法,主张回归汉儒,以训释字义、考证典章制度的方法发明六经之大义,由此引发了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宋之争"。章学诚既反对纯粹空谈心性的宋学,也不赞成考据学者对宋学的过分责难。他主张"因事寓理",以调和"虚理"和"实事"的关系,并在宋学之思辨、汉学之考据之外提出了"史学明道"的思想方法,实现了对"汉宋之争"的超越,同时也预示了清中期学术发展的多元化趋向。

桐城派与汉宋之争

汉宋之争,是清代学坛的一椿要案,桐城派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乾隆年间,姚鼐与戴震公开对抗,嘉道年间,方东树与江藩再起波澜,桐城派始终是汉宋之争中宋学派的主要阵营。这既是门户之见使然,更是桐城派尊崇程朱而重治"术"与汉学家尊奉汉学而重治"学"的学术分歧导致的必然结果。嘉道时期的桐城派主张汉宋兼采,表现出开明的学术态度。但是,用汉学之"学"补宋学之"术",汉学为宋学服务,才是他们的最终意图。

汉宋之争的三重向度--以朱次琦汉宋学论为中心的考察

清初以来的汉宋之争是谱系之争、门户之争,也是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之争。相较过往学者的汉宋调和论说,朱次琦认同宋学的主体地位,不以汉学、宋学限制思想视域与为学规模,他运用经史之学的固有知识与理念,化解汉宋间的谱系与观念纷争,指出孔子之学并无汉学、宋学划分,孔学精义应在于"修身读书",并提出以"修身四行"与"读书五学"消解"汉宋之争"中经学与经世之间的张力,这为清代学术走出汉宋之争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江永、方苞京师之会的书写与汉宋之争

乾隆五年,江永尝至京师,与方苞论学三礼,此事后世书写不断,成为清学史上一大公案。汉学家们称方苞为学自负,大折服于江永;桐城派人则认为双方皆畅然满意。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方苞本人未有相关记载,而江永视之为人生大事。对各方观点影响最大者为戴震,其褒汉贬宋之意,或可视为清学史上汉宋之争的滥觞。正是通过持续的历史书写,江永、方苞京师之会彰显出恒久的学术魅力。

清代洛学史撰述中的“汉宋之争”与“朱陆之辨”

清代洛学史撰述以梳理中州理学传承脉络为主要内容,是理学学术史著作。其在处理汉宋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承袭理学“道统”之说,认为汉学的地位远不及宋学。但由于编撰者治学经历不同,且受到了汉学风潮影响,多数著作在撰述中也进行了变通。“朱陆之辨”属理学内部之争,清代洛学史在撰述中对此存有不同观点,但以调和程朱、陆王为主流,这一方面是出于振兴理学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州理学治学传统的充分体现。从整体上看,清代洛学史著作在处理“汉学”与“宋学”、“程朱”与“陆王”关系问题上态度较为和缓,呈现出较强的学术包容性。

不讀漢宋書,也爭漢宋學:清代漢宋之爭“風氣”的形成

清代知识界大致可分为“读书人”和“学人”两类人。所谓的汉宋之争不仅是少数专业“学人”探讨的高深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大量一般“读书人”广泛参与的热门话题。大量“读书人”的不断卷入又使得汉宋的争辩成了一时流行的风气。这些“读书人”往往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接触与表现他们的“汉学”与“宋学”。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科举经历，渐致他们对“汉学”或“宋学”形成各种不同的态度，既而卷入汉宋的争论中，在不自觉间即成为这股争论风气的推动者。这一层面的汉宋之争大体上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同儒学内部的各种理论层次并无太大的关系，因而很少受到既有研究的关注。

以“今古之辨”解“汉宋之争”:一个考察《新学伪经考》的视角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了“今古之辨”,认为古文经和古文学为刘歆所伪。既有研究多批评康氏“今古之辨”的论证谬误以及对汉代经学的误读,而易为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康氏“今古之辨”对清代“汉宋之争”问题的解决。康有为在提出“今古之辨”的议题后,以今古学的视角重新界定了汉学与宋学,既消解了清代汉、宋之学纷争的基础,又通过对汉、宋之学的重新界定,将汉学与宋学重新统合于孔子。以“汉宋之争”为背景理解康有为的“今古之辨”,为理解《新学伪经考》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略谈清代中期的“汉宋之争”

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汉学对宋学大张挞伐。但是,程朱理学强大的思想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仍有不少人推尊宋学,汉宋之争越演越烈。一些学者看到门户之争的局限,开始提出融合汉宋学术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