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宫内务府汉文奏销档看织染局种种

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汉文奏销档中关于织染局的七份档案,通过梳理乾隆和嘉庆年间内织染局设置及所辖人、财、物变更等重要事项,分析了清朝中期织染局的沿革历史、人员构成和分工、所用物料、织造品类和使用去向等种种问题,阐明了织染局作为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之一的特殊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江南三织造的联系和区别。织染局作为清代唯一一处位于京内的官营织造机构,其用丝主要来自江南三织造的供应,在匠役的来源上也与江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地理条件及生产规模所限,织染局所产丝织原料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别均不能与三织造相比。但是作为随传随办的织造机构,织染局能够灵活应变,满足上用和内用的临时需求,因此在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自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织染局迁入万寿山演化为耕织图后,不仅通过精简人员和技艺优化来扩大生产品类和提高产品质量,更与皇帝倡导农桑的政策紧密结合,逐渐形成兼具实际生产意义和政策示范性的场所,同时也满足了皇帝对江南田园生活的向往,成为承载官营生产织造和皇帝人文思想的理想机构。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收藏、整理与研究

域外汉籍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典籍的汉文写本。这些写本或为中国失传的文献,或与传世之本多有差异。域外汉文写本可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其中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在日本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私文库、寺院以及个人手中皆有收藏。自江户时代开始,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批文献的价值,《佚存丛书》《古逸丛书》《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等丛书中皆有收录。晚近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也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但仍有大量文献未进入研究视野。应尽快展开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全面的调查、编目与叙录,并从“东亚汉文写本学”与书籍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同时深入对五山时代中国文集汉文“抄物”写本的研究。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背后的文化影照——评《朝鲜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因素研究》

《朝鲜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因素研究》是孙惠欣教授历经数年研究推出的又一部关于中朝比较文学的学术专著。著作兼具深度和广度,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巧妙地揭示了朝鲜古代汉文小说在内容、形式与风格等方面所折射出的中国文化印记,并进一步探讨朝鲜古代汉文小说对儒释道等深层次文化元素的吸纳与融合。孙教授的新作为学界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新视角,不仅对理解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还能更全面地了解东亚文化圈内的文学传统和美学追求。

《三国志演义》蒙译本收藏现状、文献特点和学术价值

国内外现存《三国志演义》蒙译文献不仅收藏分布极为分散,各家书目和图书馆检索目录多粗疏不确,其入藏记录和递藏线索也颇为模糊。就文献特点而言,这些文献具有书籍形态多样、版本种类多元、文本流动不稳、版本信息残缺、卷帙篇幅繁多、毁损散佚严重等显著特征。这些文献不仅是蒙古族翻译文学史料的重要部分,其整理与研究对蒙古族俗文学文献研究、蒙古族文学批评研究、汉文古代小说版本与传播研究、中国民族文学交流与交融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传世《三国志演义》蒙译本的特点和价值大抵代表了国内外存藏汉文古代小说蒙译本的传播情况和学术价值。

论泰国汉文报刊传承中国文学的变迁、形态及其文化价值

中国文学传到泰国,以翻译小说《三国演义》而创“三国体”为开始。近代以来,泰国华侨华人接受中国文学的滋养,由阅读自带或贩卖到泰国的中国书籍,逐渐变成阅读汉文报刊上的作品。汉文报刊作为传承中国文学的新载体,为了适应在泰华侨华人阅读的需要,因地制宜,改造了文学传播的形态:使用评论、转写、化用诸多手段,多层次参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义理阐释;新编文本,加上泰语对照,方便阅读;对经典文学加上新释、新解,传达文本精神;揉进异域文化基因,实现在地化。泰国华侨华人以“古”为情感纽带,以“中”为民族自豪,以“祖国”为精神归宿,积极探索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泰国汉文报刊文学,始终秉持“弘扬自由祖国文化,促进中泰两族亲善,沟通中泰文化”的理念。

南京城墙博物馆所藏蒙汉文合璧诰命释读

12020年南京城墙博物馆入藏一件蒙汉文合壁诰命。这是最新发现的蒙汉合壁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学和语文学价值。该命是明成祖为设立哈儿分卫,封女真人首领牌起为指挥金事,明威将军而颁发的诰命。该诰命与《元朝秘史》和《华夷译语》等文献有大量语文学关联,对于研究明朝统治东北亚地区的文书行政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蒙古民俗研究汉文成果的学术价值

中国蒙古民俗研究属于多民族国家民俗研究范畴,在各民族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民俗研究体系。以不同语言文字、从不同视角研究的成果陆续被发表,展示了民俗研究的丰富与多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学者的汉文研究成果不断增多。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中国蒙古民俗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研究内容、开阔了研究视野、完善了研究方法、提升了研究质量,对新时期的中国蒙古民俗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朝鲜朝汉文小说道德教诲意图叙事的伦理内涵

朝鲜朝时期的汉文小说创作基于伦理及道德情感表述的需要,是作家伦理意图的文学表现。其作品中示教诲、阐幽隐,以有裨益于道德宣教为指向,如正统僭位、忠奸之别、义利取舍、善恶因果等话语,皆富有道德教诲的意图。结合朝鲜朝汉文小说的伦理叙事特点,从社会历史环境的伦理失序以及“情—理”冲突下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入手,可以解读隐藏在作品背后深层的教诲意图以及人物塑造中重建伦理道德秩序的过程,并揭示出作品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典型的教诲价值。这不仅对理解朝鲜朝社会的伦理道德风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朝鲜朝的小说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新疆出土的汉文文献的历史价值

近代以来,新疆发现大量汉字书写的碑刻和简版纸本文书。这些资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学术和艺术价值高,对于研究新疆历史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研究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有着巨大的价值。

异国留学体验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夏目漱石和鲁迅为例

夏目漱石和鲁迅分别是日本和中国的著名文学大家,他们在两国近代文学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夏目漱石从小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阅读过大量中国的“汉文学”作品。鲁迅有过日本留学的经历,对夏目漱石更是赞赏有加。在英留学的夏日漱石意识到从“个人主义”立场的“自我本位”。而在日留学的鲁迅意识到的是以文学为武器,唤醒沉睡的国民。但无论是夏目漱石还是鲁迅,在留学期间考虑的都是国家与人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的留学经历又有了相似之处。该论文对比近代日本文学家夏目漱石与近代中国文学家鲁迅的异国留学体验:夏目漱石的研究从英文学转为汉文学,鲁迅弃医从文。同时,该文通过分析二者精神世界的异同,浅谈二者异国体验及其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敦煌研究院编《甘肃藏敦煌文献》正式出版

敦煌研究院编,赵声良、苏伯民主编的《甘肃藏敦煌文献》(第1—12册),于2023年12月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甘肃藏敦煌文献》为“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敦煌文献全集》分卷成果之一,也是甘肃省藏敦煌汉文文献的高清彩色图录新全本;入选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第一批)、“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汉文佛典词语札考

汉文佛典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时贤已经在词语考释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仍有一部分词语之义尚有商榷的余地,或未被考释。今运用审辨字形、异文比勘、系联其他汉文佛典中的相关字词等方法,择取12例加以考辨,或对旧说提出不同意见,或挖掘新词新义,或为大型辞书编纂提供参考。

汉文大藏经在日本的流传与出版研究

文章以日本汉文大藏经出版物为研究对象,归纳其在古写本、木刻本和铅印本阶段的编刻刊印特点,追溯相关中华文明对外传播史实。研究表明,日本汉文大藏经在古写经和刻本经的前期阶段主要是接受传入,使用手抄或者覆刻、印刷的方式来出版,其编纂全面依托于汉文大藏经。而进入近代,日本逐步在校订、编纂、翻译过程中创立了自身的大藏经知识组织体系,完成了传入、流传、内化的发展脉络。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征稿简则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是内蒙古师范大学主办的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期刊(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刊登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人员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登刊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史、心理学等论文。

绛灌殊途:文帝初年君臣关系中的武将群体

西汉前期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大批因军功而封爵的列侯。“诸吕之乱”和迎立代王之后,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1)已经打破了高祖时期的政治平衡,其势力渐渐壮大,这势必会对新君即位之后的君臣关系产生影响。文帝登基之后,本着“军功阶层本位”的原则,对武将群体进行调整,对周勃进行打压,同时在军功阶层中拔擢灌婴、陈武等武将力量。至此,高吕时代的功臣集团独大局面即将结束,一种君主臣辅、互利互用的君臣利益共同体已经建立。

汉文帝霸陵开启西安文化旅游新篇章

近年来,位于西安白鹿原的霸陵考古工作持续取得重大突破,其成果在2022年以“江村大墓”(汉文帝陵墓)入选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3年12月5日,又再次凭借物种丰富稀有的动物殉葬坑入选“2023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成为轰动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重要文化遗址。实际上,霸陵所在的白鹿原和灞二水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京畿的东南屏障、军事要冲,也是近郊的风景佳境、人文盛地,今天这里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文旅产品体系。

走进汉文帝的地下“动物园”

汉文帝霸陵的具体位置曾经是一个千年迷团,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汉陵考古队队员十年来坚持不解地调研与勘探后,纠正了自元朝起700余年来霸陵在风凰嘴的谬传,确定了准确位置,并弄清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其成果在2021年以“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汉文帝霸陵)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时间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许多人注意到考古人员还介绍了在汉文帝母亲溥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外藏坑中发现了金丝猴、丹顶鹤、龟等动物遗的消息。

汉文帝与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通过考试取士的制度,汉文帝首次用策试的方法选拔人才,这既是我国人才观念和政治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现实考量。首先是汉初“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弊病渐显,需要制定系统完善的治国策略使国家政治走向正轨;其次,当时掌权的开国老臣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骄蹇不逊,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治国实践的需要;再次,汉文帝以卑微之庶子入继大统,也急需培养自己的势力,以顺利地进行治国理政之实践。在汉文帝的影响下,西汉时的察举已经有几科采用策试形式,到了东汉,几乎各科都要进行策试,这就和后世科举很相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盛行门阀制度,但以策试取士的措施仍时有运用,直至隋代将其制度化。

新媒体环境下少年儿童出版社汉文编辑部的转型策略

在新媒体环境下,少年儿童出版社汉文编辑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编辑模式和出版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制定并实施有效的转型策略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探讨了在新媒体环境下,少年儿童出版社汉文编辑部如何应对挑战并抓住机遇进行转型。首先,分析了新媒体环境的主要特点,包括信息传播的快速性、互动性和多元化。接着,对少年儿童出版社汉文编辑部的现状进行了剖析,指出传统编辑模式在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局限性。进一步强调了在新媒体环境下,编辑部转型的必要性以及策略,以适应儿童阅读习惯的变化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

董学村 文明风吹阡陌间

公元前157年,也就是汉文帝后元七年,古广川郡(今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一学子,告别自己下帷授业的小村落(今衡水市故城县董学村),渡过清凉江,在漳水买舟西上长安。在长安,他呈《举贤良对策》,深得汉武帝赏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使儒学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正统思想。此人便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