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汉译佛经对中国禅宗经典《坛经》“譬喻”的影响

印度佛经中有大量的“譬喻”,这是印度佛教为方便教人而常用的讲经说法手段,汉译佛经保留了这些“譬喻”,并对中国禅宗经典《坛经》中的“譬喻”产生了重要影响。《坛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性经典,同时也是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本土禅宗典籍,《坛经》或继承或借用了这些印度佛经中的譬喻,但同时又有一些创造性的发挥和改造,从而形成了《坛经》譬喻的鲜明特色。

语言接触视角下词汇研究的较量与展望——评《〈太平经〉与东汉确译佛经复音词比较研究》

《太平经》和东汉确译佛经,是汉语史专书词汇研究的重要语料,但将两种语料词汇做共时或历时的比较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然而,语言接触视角下的词汇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极其重要的。《语言学新视野》一书中指出,“语言接触视角下的词汇差异与演变研究,比较不同类型文献的词汇差异仍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对比,如《〈太平经〉与东汉确译佛经复音词比较研究》”。笔者在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的过程中,对《〈太平经〉与东汉确译佛经复音词比较研究》一书进行了仔细研读。

金庸小说寻宝母题的佛经文学来源

金庸小说中的寻宝模式,与传统的埋宝掘葬风气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作者的反文化、反传统观念。故事文本叙事的来源应该是中古汉译佛经中的夺宝遭害幸免母题、寻宝者互相谋害、意外得宝等母题。金庸对于宝藏所在地、夺宝、得宝方式等描写都进行了创新,流动着人类永恒的探索与追求,充满了吸引现代读者关注的人文精神。

魏晋六朝汉译佛经中的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初论

虚词的同义连用是古代汉语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其中尤以总括范围副词的同义连用最为多见。仅以魏晋六朝时期的汉译佛经为例 ,我们将其分为皆组、悉组、咸组、俱组、普组、共组、尽组、都组、并组、佥组等几类 ,对其做详尽的描写、分析 ,并将其与前此的东汉译经以及同时期的中土文献进行对比 ,从而阐明此期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的特点。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古代柳文学的民俗文化内蕴及佛经文化渊源

柳的人格化,起初是与文人的理想企盼联系起来。筑堤防汛的实践体验深化了民间对柳的植物神崇拜,甚或出现了柳神(植物神)与水神(动物神)斗以护民的传说。植柳,不只是为美化环境,亦有实用目的。柳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柳文化中的神秘崇拜部分,为柳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而佛教文化的传入为柳崇拜的中国化,起到了难得的催化作用。

汉译佛经诵读方式的来源

以前的研究认为 ,汉语佛经的诵读来自梵文的诵经。本文认为 ,汉译佛经的诵读方式 ,更多地是借用中国传统的唱诵形式 ,或者说 ,以此为基本方法而吸收了梵文诵经的某些方式。主要根据是 :咏经之声律创自曹植的说法 ,是咏经之声传自汉代的证据 ;“译文者众 ,而传声盖寡” ,是佛教翻译家对华声之诵经主要吸收我国传统吟诵形式的间接说明 ;汉译佛经的本文采用传统赋的形式 ,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汉译佛经的诵经方式是对传统赋的讲诵方式的继承 ;佛家的俗讲主要借用秦汉以来俗赋的诵读方式 ,这进一步证明 ,汉译佛经的诵读方式源于秦汉以来赋的诵读方式。

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本文以《佛经语言学的研究现况》、《佛经文献语言研究论著目录(1980—2006)》两种文献为线索查阅了相关论著,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译佛经修辞研究的成果加以综述,以期推动汉译佛经的修辞研究。

汉译佛经语体的形成

从佛教的语言观念与译经的特殊形式两个方面,对汉译佛经中白话与文言因素并存的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汉译佛经中出现大量白话,既有佛教传统语言观的原因,更受制于早期主译僧人的汉语水平;汉译佛经中的文言因素,则来源于担任笔受及润文的中土文人。

汉译佛经与后汉词语例释

汉译佛经与后汉词语例释何亚南汉译佛经和正统文献中的某些词语，孤立地看，有时我们很难对它们作出较为恰当的解释，或者不足以看清词义的来源。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探讨，或许问题就比较容易说清。本文主要从后汉佛经与正统文献相互印证的角度，对三条词语的释义或词义来...

汉魏六朝翻译佛经释词

研究汉语词汇史,特别是汉魏六朝口语词汇史,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佛经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材料来源,这是因为"宗教是以群众为对象的,所以佛经的文字也包含较多的口语成分。"(吕叔湘《语文常谈》第81页)笔者近年来对汉译佛经较为留意,略积愚得,今择释其中的方俗口语词十余则,以为词汇史研究及辞典编纂之补充.谬误之处,盼大方博雅教之。诱(讠术) 诱怵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一《佛说鳖猕猴经》:"其夫答曰:‘吾与猕猴结为亲友,聪明智慧,

从梵汉对勘看汉译佛经语言翻译的省略技巧

梵汉对勘发现,汉译佛经语言翻译省略采用了替代省略和非替代省略两种技巧。前一技巧包括数词替代省略、代词替代省略和名词替代省略,后一技巧包括意译省略和文法省略。省略产生的动因:受汉语和梵语表达规则的制约;受佛经翻译理论思想的影响;受归化与忠实观念的驱动。

病马、老马、慢马意象与佛经故事——文学意象家族与文人心态史探佚

在文学意象、母题的主题史流变规律中,每当一个意象内蕴发展到了相当丰富的阶段,就会产生同主流形态较大差异的同族类型,千里马文学意象也有病马老马慢马意象家族作映衬,其往往更加别致地表现了文人的落魄而又不甘寂寞,以及对名驹快马价值的钦羡向往。这类咏叹揭示了马意象所暗示的文人功业情结--成就动机是马文化的精神基石。它在"骐骥人才"、"宝马英雄"等先在模式的映照下,虽显得较为黯淡,却是必要的补充参照,加以统观,可较全面地了解古代文人心态。

汉译佛经篇章结构对中土文学的影响

汉译佛经不仅内容特殊,篇章结构也颇为独特。随着佛教的传入与流布,汉译佛经不仅使中国的文学创作思想、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题材,而且其篇章结构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概言之,译经篇章结构对中土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小说叙述结构的变化、连章体歌辞的产生及讲唱文学体制的形成等方面。

早期汉梵语言接触与汉译佛经的出现——以“浮屠”、“桑门”、“伊蒲塞”诸词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中的运用情况为例

详细考察代表东汉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佛教词语"浮屠"、"桑门"、"伊蒲塞"等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中的运用情况,可以发现,这些旧有的佛教词语与后来东汉末期出现的汉译佛经词汇不是一个系统,后来的译者可能不了解这些词语,也没有采用这些词语,而是创造了"佛"、"沙门"、"优婆塞"等新的词语。这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曾经经历了深浅不同的两个语言接触阶段,东汉末年汉译佛经才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系统的汉译佛经词汇和全新的汉译佛经语言。

“戏场”:从印度到中国——兼说汉译佛经中的梵剧史料

“戏场”是汉语中的一个复合词 ,却最早出现在建安初的汉译佛经中 ,并在晋、唐之际的佛经中多次被使用 ,指印度的歌舞、百戏、戏剧演出场所 ;隋唐时期汉族文人的著述中多用以指与佛教有关的场所 ,宋代始用以指优戏演出场所 ,完成了它“出口转内销”的过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一些梵剧史料 ,对于研究早期梵剧及其与中国戏剧的关系 ,弥足珍贵。梵剧中的“引线匠”与南宋杂剧中的“引戏”、安徽贵池傩戏中的“报台先生”酷似 ,说明梵剧对南戏进程已构成实质性影响。

佛经中的“村”

"村"是中古时期新产生的一个词,意为"村庄"、"聚落"。从产生之日开始,"村"在中古文献中便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本文考查了"村"在汉译佛经中的使用场合、搭配情形,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古汉语"村"字的使用情形。

异质语言特殊用法与语言接触——以汉译佛经中全称量化词“敢”之来源为例

中古汉译佛经中“敢”有表全称量化的特殊用法。关于其来源目前尚无定谳,有词汇沾染说,亦有月氏语影响说。本文发现是译师们将原典梵语中既表充分条件又表全称的yat kimcid……sa sarva句式翻译为“敢……皆”构式,产生全称量化用法。“敢”吸收并承载了“敢……皆”构式的全称量化义。其产生动因是因充分条件义和全称量化义逻辑上相通,yat kimcid……sa sarva句式在梵文中有充分条件和全称二义,则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外来译者以为汉语“敢……皆”构式也可如此。语言特殊用法的产生在同质语言中往往受特殊语境及特殊句法结构影响,在异质语言中常常因语言接触导致,“敢”表全称量化用法很好地诠释了后者。

汉译佛经中的日影资料辨析

对保存于三种汉译佛经中的日影资料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揭示了这些印度的影长资料在随佛教来到中国之前曾受到巴比伦天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