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赋用经:主客结构与铺陈考量

《文心雕龙·诠赋》谓“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前者是汉大赋主客问答的框架结构,后者则是在此框架结构下预设的铺陈空间,铺陈乃是大赋的主体。主客问答以议论显示讽谏,多用经语。大赋中除直接铺陈仪礼的段落,铺陈则用经为寡。然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等则以议论充塞铺陈空间,又大赋短制如扬雄《河东赋》全篇以议论为主,相对于大赋铺陈主体,并用经为多。但大赋绝大部分的铺陈取于六经之外的其他典籍,亦多语词自造。总体而言,汉赋用经为少,而且赋体铺陈所取于六经及其他典籍者,都用以夸饰铺陈,并不保留其在原初文本的意义,故不必说是“经学影响”。

汉赋中的舞蹈及汉舞的审美意蕴

汉赋作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有关乐舞的赋文历来被视为研究美术史和艺术现象的重要资料。汉代乐舞赋以及其他诸多同时期的文论中所见对舞蹈场景丰富而细腻的描写,侧面展现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舞蹈艺术高峰期的盛况。汉代乐舞百戏的兴盛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视听资源和丰富立体的审美视角,而文人们对舞蹈活动的参与也推动了舞蹈艺术在理论上的提升。汉代文人在赋体写作中巧妙地融入了身体动作的意象元素,以罗列、白描、夸饰、比喻等修辞手法诠释了舞蹈艺术形式的审美意蕴,抒发了舞蹈“气”与“体”的生命律动,这让处于汉代文学艺术高峰的汉赋扮演了汉代乐舞艺术传承媒介的角色。因而,我们可以从汉赋中挖掘出汉代舞蹈的审美意蕴,加深对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涵的理解,进一步丰富中华传统文化遗产。

汉赋中的昆仑神境与昆仑文化

汉赋里的昆仑是专称,可视作仙都,这源于它包藏的深厚仙道文化底蕴,同时昆仑也可以是泛称,或代指广阔辽远的西域地区,或代指不具名的高山。汉赋中的昆仑出产葡萄、大雀鸟、迷迭、木禾、不死树、瑶繠等名物,又是大川黄河的发源地,笼统而言均指向西部,但具体所指又不完全相同,兼综现实与虚拟两端。神话传说中,昆仑山是天帝的下都,它向上可通达天庭,坐落于人间但又远离尘界,是汉代辞赋作家作品中理想的仙都神境,令世人神往。传说中昆仑神境有县圃、增城、阆风,充满神奇,汉赋在描绘人间都城时,往往拿它们来比拟形容,这成了汉代都城书写的一抹夺目亮色。

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

赋体颂讽功能多使用在赋家居于或趋近政治中心之际,而怨娱功能则多使用在偏离政治中心或打算偏离之际,两者皆可以由赋篇创作地及赋作中心地窥探一二。如果仔细梳理赋体流变的历史,也会发现汉代大赋、言志赋、行旅赋、抒情小赋的流变与汉赋创作地、赋作中心地以及赋体颂、讽、怨、娱功能有一定的关联。

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论葛亮《燕食记》之“理”“事”“情”三层意蕴

以食著书立说,在信奉“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传统文化谱系中源远流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宋词、明清笔记,可供援引的例证不胜枚举。据统计,堪称“中国圣经”的《论语》之中,“‘政’字出现过四十一次,而‘食’字也出现了四十一次,其中三十次是当‘吃’讲的”a;《吕氏春秋》之“本味篇”,“不仅为现存最早之小说家言,亦积古相传最早之烹调史料也”b,脍炙人口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便是典出于此。

论朝鲜李朝前期的“宗汉”赋学观及汉赋体创作

朝鲜半岛早在高丽末期,就仿效我国元朝科举的“变律为古”,也以古赋取士,从而接受了我国元朝“祖骚宗汉”的赋学观,开启了汉赋体的创作。进入李朝以后,在科举仍考古赋的制度规范下,汉赋体创作渐趋兴盛。明、宣以后,又大力阐扬我国明朝前七子“唐无赋”的赋学追求,以汉为宗的复古观念得以加强。《昭明文选》成为士人宗汉的重要范本和依据。此期的汉赋体创作包括大赋和小赋,对汉大赋的宗尚,体现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空间方位的叙述模式、平面化描写手段以及以颂扬为宗的创作精神等方面,在因袭的同时,也努力创新,如应用范围有所扩展,方式比较灵活,铺叙更为简洁,不同时期对汉赋讽、颂传统的取法各有侧重。连同此期产生的大量六言小赋,充分反映出李朝赋家“宗汉”而“变汉”的努力。

汉赋在清代的多元传播及其功能意义

汉赋在清代迎来传播的高峰,这是多种合力促成的结果。其传播渠道有:文字传播包括选本编集、赋话撰写、书肆流通、官私藏书、拟作学习、引用注释、书画创作,口头传播则有诵赋、演赋、教赋、歌赋。传播主体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出于不同的传播目的,发挥不同的传播功用。具体言之,汉赋传播具有文教功能、应试功能、盈利功能、交际功能和服务功能。立足赋学视域,汉赋传播裨益于清代士子作赋,其要在学问和法度两端。而于今之治赋者,汉赋传播的价值在于积存富饶的赋学资源,从中可窥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留予后人研究和再阐释的广阔空间。

出《庄》 近《骚》 效汉——祝尧《古赋辨体》对李白赋的解读

祝尧《古赋辨体》将赋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五体,提出“祖骚宗汉”“赋兼六义”等赋学理论,成为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赋学研究理论巨著。《古赋辨体》对李白赋极为关注,谓李白赋有三个鲜明特色,即出于《庄》,近于《骚》,仿于汉,终为“六朝赋尔”。细究李白诸赋,其篇章句法、语词、名物等方面确有上述三者之迹,亦有六朝赋骈对之风,但李白更多地是对《庄》《骚》和汉赋三者的破创而自得一体,具体而言,其赋作融《庄》《骚》之哲韵,效汉魏之体式,既非骚体,亦非汉赋,更不在唐代律赋或六朝骈文之列。总而言之,祝尧《古赋辨体》对李白赋的解读,中肯处颇多,不足处亦不少,然无论是得是失,对于后世之人欣赏和研究李白赋作,其参考和借鉴意义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文献丰富,义理淹洽,经集互证之典范——评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汉赋与诗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扎实,文献详赡,合理利用量化统计,充分挖掘文字表述背后的丰富意蕴,具有辩证思维,且注重还原文学生态,剥离层累积淀,揭橥了理论范畴的原始涵义与时代新变,对赋学、诗经学、乃至古代文论、文体学研究皆极具启迪意义。

宅兹中国与嘉靖四方:汉赋空间方位与汉代国家观念

从《诗经》“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到《周礼》“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三代以来,中央四方观念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和版图的扩大而不断变化。汉代在延续周人天地祭祀、四方巡狩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起更复杂的空间维度和方位制度,勾勒出系统且严密的“天下”概念。汉赋有关地理方位的空间表达,无不体现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一统思想,这既是对畿服制度和画野分疆的文学书写,也体现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的国家观念。

从制度到范式:论汉代文学与图像的经典化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礼乐文明体系的重构,表现出迥异于前代的文化特征,进而铺就了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的浓重底色。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形式,汉赋与汉画,彰显着时代主流文化心理、礼仪规范和审美意识的需求,形成了中国文学特定的文图关系。“制度名物,容有差殊”,名物是其表象,制度为其核心,以礼仪为纲领的名物制度对其创作起到了刚性约束,使之从题材内容到表达方式都遵从一定的规范与模式。汉赋与汉画成就为后世所承认,并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核心内容愈发突显,从而形成经典范式,并最终实现“文质彬彬”理想之达成。这种经典化的范式,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及文图关系转变影响深远。正确解读汉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之本义,深入分析汉画“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之内涵,是研究汉代文学、图像的前提与关键。

论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意蕴

司马相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汉赋大家,“丽”是大赋的自觉审美追求,历代学者对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多有阐发。总体而言,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气吞山河的宏丽之美、细腻柔和的靡丽之美以及众色炫耀的绮丽之美。司马相如的大赋推动汉代赋体向丽美方向发展,其丽美理念和文学实践对后世赋体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宋代文赋的对答新变与“祖骚宗汉”说的生成

宋代文赋及其对答形式的仿汉新变是祝尧“祖骚宗汉”说得以生成的关键环节。对答形式盛行于楚辞、汉赋而式微于六朝俳赋及唐宋律赋,欧阳修、苏轼的文赋则通过多用“主客问答”使对答形式重获生机。文赋作家为与特重声律的律赋对抗,在创作中继承汉赋的议论精神和对答形式,学习对问文体的结构样貌,以此达成文赋的“仿汉新变”。欧、苏等人的写作尝试使宋代文赋在结构形式上日益定型并逐渐得以与律赋并立。祝尧在此基础上结合俳赋“尚辞”与文赋“尚理”的特征,将古赋视为融汇“辞”“理”“情”的典范赋体,并继承洪迈的赋学思想,从对答形式角度梳理了从古赋到宋代文赋的赋史脉络,最终借由赋体形式的新变创设出了“祖骚宗汉”说理论。

汉赋博物书写的时代特征与成因

博物是汉赋书写当中最为重要的文化特征.汉赋博物书写在四个时期有明显变化,西汉初期铺陈名物现象并不凸显,多沿用诗骚旧典;西汉全盛期取物炫博尚奇,博物书写渐成范式;东汉前期有关两都主题的方物频见,礼德观念愈发突出;东汉中晚期则以田野、士人雅玩名物为主,书写从“体国经野”向“触兴致情”转变,不仅完整体现了两汉四百余年统治者治国思想与治国方略开阖转折的显著特点,且客观揭示了时代文学转型的内在动因.

《子虚》《上林》二赋分篇问题考论

《子虚》《上林》二赋原为一篇,其本名是《上林赋》。“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有时作其代称使用,但并非其正式名称。《文选》将二赋分篇、重新命名有双重考虑:一是削减单篇篇幅,满足分卷需要;二是突出各门主题与赋作的文采。《子虚赋》原稿的语言与今《子虚赋》类似,内容与今《上林赋》类似;佚失于东汉之后、南宋之前,其具体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楚辞之天象书写

楚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学传统,因而楚辞中有大量的天象书写。在巫文化和理性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屈原对天象的态度具有矛盾性,既在创作中大量运用神话化的天象,又在《天问》中质疑天文神话。楚辞之天象书写具有抒情性、象喻性,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影响了汉赋之天象书写。

论汉赋、诗体发展流变

汉诗在发展过程中新变出不同体裁的文体,如汉诗体赋的产生与发展,为后代的骈文与文赋的发展打下基础;汉乐府诗的兴盛为后代乐府诗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发展兴盛,为以后的诗歌发展开启了新道路。相应的,不同体裁的诗歌在后世的流变发展也显得尤为重要。

倡优与鹦鹉——汉代辞赋家的身份认同

汉代辞赋家的身份评判可以大致分为隐约的正面和鲜明的负面。隐约的正面是以班固为代表的史家评价,赋具有《诗》一般的讽谏意义;鲜明的负面则以扬子云为代表,认为赋是雕虫小技,更进一步辞赋家是“倡优”“俳优”而已。唐代纪唐夫“凤皇诏下虽霑命,鹦鹉才高却累身”巧妙道出了鹦鹉的才高却不讨好的尴尬地位,用来形容汉代辞赋家的自我认知再合适不过。臣民的态度如此,君主的态度则是暧昧的,表面是对辞赋家的正面评价,实则也包含着隐约的负面话语内涵。总体来说,皇帝对辞赋家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恰好在臣民产生明显的分化,这也是汉代君臣对辞赋家的认知,也是辞赋家自我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