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士人文献整理文学的确立

从东汉和帝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在我们历史上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士人文学书写的主题也得到了新的开拓,文献整理成为士人创作所书写的一项主要内容,标志着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献整理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种题材类型获得了确立。这不仅表现在士人的文献整理成为士人文学书写的对象获得了独立,出现了大量以书写士人文献整理为主的文学作品和以文献整理文学书写著称的作家,而且士人把文献整理作为自己文学书写对象的主体意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步入自觉的新阶段。

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

汉魏之际忠君观念由盛转衰的变化，始于桓灵的黑暗统治对士人忠君信念的严重摧残。汉末建安时代，皇帝傀儡化和失节士人的得志，以及两汉政治思想理论的两面性和天命论式微的影响，使忠君观念在这一时期完全坠入低谷；其最直接的后果。

汉魏之际的人物评论与士风变迁

东汉末年人物评论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政治局势的现实压力、乡举里选的传统影响、名士系统的卓然自立等。人物评论的权力掌握于在野的名士之手,其籍贯大多属于文化核心区。人物评论的内容主要围绕才和性而进行,但地域因素也是重要的考量指标,同乡关系更是重中之重。评论活动由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评论轴心构成重层结构。汉魏革命,名士系统的人物评论被官方赋予的中正官所代替,凝结性的社会体系逐渐形成。士人风尚随评论风气的涨落发生转变:汉末刚大方正的儒风,以道家风貌为过渡,转型为魏晋时期的浮华之风。

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

汉魏之际的政治剧变对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君权式微、京师被毁 ,使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能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无法正常运作 ,原有禁卫武官的职能难以实现。汉末的政治剧变为曹操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 ,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 ,在州牧领兵体制下曹操幕府在军事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并形成了以统领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霸府禁卫体制 ,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此。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 ,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新生的领、护军制度与汉代制度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护军之制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 ,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幕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 ,校尉之制乃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 (有中军校尉 )

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

虽然人身依附关系古已有之,但是到汉魏之际它却有了质的变化。王莽改"奴婢曰私属",是奴主关系向半自由的隶属关系的开始;曹魏末年给公卿以下及贵势之家以租牛客户,则是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转化的完成。前者是奴隶身份的提高,后者是编户民身份的下降。

汉魏之际的审美转向及其影响之管窥

乐由于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而在上古至汉魏之前的艺术审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应其他审美客体也受到社会功用的羁绊。汉魏之际艺术审美发生了转变,审美视角呈现多元,个体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视角受到了关注,审美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得到了充分重视。魏晋名士对人格理想的追求、文学与音乐关系的理论探讨、声乐享受的泛滥都受到了这一时期审美转变的影响。

皇甫隆与汉魏之际的神仙道教及相关问题

曹魏时期关于敦煌太守安定皇甫隆的历史事迹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在道教及相关典籍中,还有安定皇甫隆长于养生、并为曹操传授养生术等记载,尚未引起重视。考察了皇甫隆曾跟从汉魏之际的著名方士学习养生术和道术,并将其传诸后世的历史;又通过对汉末方士年龄记载的夸大特点和安定皇甫隆家族的考察,认为这两个皇甫隆应同属一人。皇甫隆既是一位秉承黄老道家思想、热衷道教养生修炼、并为养生术的传承做出贡献的养生家,又是一位长于为政、施惠百姓、足以名垂青史的杰出的地方官。

汉魏之际的霸道思想论析

霸道与王道一样,都可以是儒家的治道方略,而霸道在汉魏之际这一英雄时代得以迅速地复炽。"霸道"思想的定位,使人们暂时放弃了对"王道"理想的追求,并在政治实践中放松了对政治手段的苛求,从而更多地强调了政治的功利效果。这也是汉魏之际,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汉末社会批评家的霸政思想和以诸葛亮治道思想为代表的王霸思想,是霸道思想在汉魏之际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霸道思想的复炽与汉魏之际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是一致的。

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的新变

从东汉中期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也是游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促使文人的游艺与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文人的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走向了统一;二是出现了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三是在思想上达到了文人的游艺观念与文人的文学观念的融合。这三个方面的充分展开和相互渗透,最终实现了文人游艺的文学化和文学的游艺化,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游艺和文学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试论汉魏之际幕府制度的变迁

幕府制度在汉末魏初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幕府结构看,将军号的滥授使得依将军号而开府者的数量大量增加,"开府"这样一个用以表示被授予者可以参照三公府的制度来设置僚属的称号也出现了。同时,幕府中大量新的职位被创制出来。其中参军一职经历了由非正式到正式、由地位较低到地位较高的发展过程,日后构成了幕府的主体。其二,从幕府性质看,首先,幕府转变为承担谋议、监察等多项事务的机构;其次,幕府在官员仕途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经过幕职而迁转的官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最后,幕府中的僚属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标示其个人身份的意义,与其具体职责发生了一定的分离。

汉魏之际土族文化性格的双重裂变

汉魏之际土族文化性格的双重裂变王晓毅汉魏之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性格发生重要变化的历史时期。汉代经学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礼乐文化型的士大夫，经过这个时期，一变为礼玄双修的魏晋玄学名士。也可以说，是道家人性自然思想逐渐渗入知识分子的生命本体之中，引起了传...

汉魏之际《文心雕龙》“人化批评”的发生逻辑与话语特色

形成于汉代的骨相和形神理论对魏晋美学影响巨大,作为一部"体大虑周"的古典文论著述,《文心雕龙》始终贯穿"文章即人体"的身体观念,刘勰把"人化批评"的隐喻结构暗藏在全书的行文脉络中,将品文之法、相人之术与对天地万物的仰观俯察之道贯通为一。通过对"神思"与文思、"风骨"与形制、"体性"与文风、"养气"与文气、"附会"与文章布局、"味""心""脉"等身体范畴的解读,可发现《文心雕龙》对中国传统诗学"近取诸身"致思范式的运用与强化,进而辨明文学本身与人之身体气化同形同构,宇宙观和生命意识合一的"文人一体"关系。

智德·智能·才性四本——汉魏之际从重智德到尚智能的演变及影响

从孔孟到董仲舒所论的"智",都属于道德论范畴,即智德,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品质。受其影响,东汉名士重智德,以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诠释"智",其特征是:孝亲忠君;行"仁义",明是非;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知人、举贤,识善,荐善。汉魏之际,士人以智谋和才能定义"智",由重智德转向尚智能,其特征是:智为德之帅;激赏"识度";摒天命,骋智力。这一转向导致作为魏晋玄学主题之一的"才性四本"成为热议。才性四本论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而且开启了魏晋时期人文思潮中对人自身才能、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思想解放之门。

汉魏之际文人游艺文学创作的转型

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文人游艺风习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受此影响,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反映游艺活动的游艺文学作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这不仅表现在该期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作品的数量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游艺文学作品的性质走向了独立,游艺文学作品的文体经历了从以一种文体为主到以多种文体为主的转变,文人对游艺活动的文学关注更加普遍,而且游艺文学作品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充实和新的开拓;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的游艺文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地域文化视野中汉魏之际士人的身份裂变——以王粲、仲长统的地域流动为例

士人的地域流动及流动区域的地域文化对士人的性格塑造、思想变迁与文章写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时常引发其身份的变化。这种连动在乱世中表现尤为明显。以汉魏之际士人王粲、仲长统为例:两者皆起自山阳高平;其后南北殊途,王粲由洛阳至长安、再至荆州,仲长统游历青、徐、并、冀四州之间;最终二人分别归于邺城曹氏与许都汉室。两者身份也随各自流动而发生裂变:由最初的鲁文化中的少年儒生,分别经过荆楚、幽并文化的熏染而呈现出鲜明的"流寓客"与"狂异生"形象,最后通过与邺下文人、许都诸儒的交流,王粲文学家、仲长统思想家的新身份得以形成。扩大而言之,以王粲、仲长统为代表的汉魏之际士人群体的地域流动与流动所带来的身份变化也是加速此期士人独立与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的重要动因。

汉魏之际颍川多奇士的原因探究

颍川郡地处中原,靠近都城,地理位置特殊,被称为“四战之地,”作为陈夏故地,士民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多大姓冠族,经济较为发达,豪族势力强大;私学发达,人才辈出,显名于世;士人遭受了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和东汉后期的变乱,士风发生变化,士人由“气节之士”向“权谋之士”转变。基于这些原因,颍川奇士众多。

汉魏之际“才”的时代特征

汉魏之际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人们对“才”的理解和要求烙上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从当时人物品题来看 ,它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首先 ,重“命世大才” ;其次 ,重“筹划谋略”之士 ;再次 ,重“勇敢”之士。

简论汉魏之际颍川多奇士与颍川豪族的关系

颍川郡由于地处中原,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发达,自秦置郡以来,本地的豪族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士族化和官僚化。汉魏之际颍川郡人才辈出,名动古今,在中国历史的天空划下浓浓的一笔。颍川郡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奇士,其根本原因在于颍川郡豪族众多,为多奇士现象的出现创造了一系列条件。

汉魏之际中原世家大族文化活动探析

汉魏之际,以汝南袁氏、应氏,颍川荀氏、陈氏、钟氏等为代表的中原世家大族为了谋取政治利益,维护自身政治和社会地位,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他们在教育、经学、历史、文学及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们不仅是这一地区文化活动的领导群体,而且是全国先进文化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