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汉魏六朝尚方职能及其与皇权关系

汉晋时期,尚方隶属少府,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器。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及其职能发生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差异。南朝左尚方负责王朝军械制作,右尚方仍为宫廷制器。左尚方制军械,改变了尚方的“私奉养”性质。北朝自魏孝文帝以来,尚方改隶太府,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制器不再仅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南北朝尚方及其职能变化,虽不尽一致,但尚方“私奉养”色彩皆渐淡化。不过,汉晋六朝尚方一直具有为皇帝和宫廷制器的职责。尚方制器被称作“御器物”“禁器物”,成为皇帝与臣民身份差异的外在体现,堪称皇权的物质象征。历朝通常禁止臣民私求或仿造尚方器物,但魏晋以降,因皇权衰落,管控力度减弱。

汉魏六朝碑刻中构件“⺈”“■”“爫”的变异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异体字盛行。本文以形体相似的三种构件“爫”“ ■”“⺈”为例进行变异研究,从构件与构件的关系出发,把构件讹变分为独体讹变和被动讹变。在讹变的基础上,构件“爫”与构件“■ ”“⺈”产生讹混的结果,构件“爫”与“⺈”有相同间接构件与构件“爫”构成直接构件时,二者有着相互讹混趋势,构件“爫与”“■ ”的相互讹混趋势更为稳定且无条件限制。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汉魏六朝时期蚩尤故事文献综述

汉魏六朝时期蚩尤故事的文献种类涉及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中主要是对蚩尤形象以及蚩尤与黄帝战争的记载。史部中关于蚩尤的记载比较丰富:一方面蚩尤以人的身份进入正史;另一方面又作为战神载入史书,史志中还有蚩尤旗的记载、以蚩尤命名的兵书的记载以及与蚩尤有关的地名、风俗的记载等。子部中关于蚩尤的记载主要集中在蚩尤与黄帝战争的逸闻方面,特别是子部道教类文献中的蚩尤故事出现了道教化的倾向。集部中关于蚩尤的记载主要体现在蚩尤作为典故大量出现在诗文中,或是作为有多种内涵的意象出现,或是用来说明道理等。除了上述文字形态的记载,汉代画像石等出土文献以及绘画中也有与蚩尤相关的表现内容。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的性质与学术贡献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是由听课学生据刘师培课堂讲授记录、整理而成,因此该书是一部教学实录。《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以研究为基础,其目的则是向学生讲授文章作法,近于文章学的传授;缘于课堂实录的原因,这部书直接呈现了刘师培授课的实况,从中可以发现讲授人突破了传统的文论叙述模式,标志着传统文论经由大学教育而开始现代转型。与此同时,《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有其区别于书面著述的一面,应从刘师培的教师身份和课程的教学性质去考察这份记录的真正价值,进而客观考察刘师培晚年的文学思想。

音乐媒介与诗歌体式的互动——评《音乐·媒介·诗体:汉魏六朝乐府论稿》

音乐媒介与诗歌体式的互动,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还促进了诗歌体式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回溯至汉魏六朝时期,这种互动早已根植于乐府诗的萌芽与成长之中。吴大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音乐·媒介·诗体:汉魏六朝乐府论稿》一书,聚焦汉魏六朝时期,对乐府诗的音乐背景、传播与媒介、创作与体制作了全面考察和深入探究。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剖析了乐府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音乐文化环境、传播媒介变迁以及创作体制特色。上编详细探讨了两汉至六朝音乐类别的发展,如相和歌、清商三调的演变,以及“北狄乐”的影响,展现了音乐媒介对诗歌创作的直接作用。

汉魏六朝鹦鹉赋创作之流变

今存汉魏六朝鹦鹉赋作16篇,为此时期咏物赋数量之最。其中,祢衡《鹦鹉赋》收录于《文选》,其余15篇鹦鹉赋作则通过唐宋类书得以留存。16篇鹦鹉赋作在体物、叙事和抒怀三方面呈现出内容上的沿袭和形式上的创新,并表现出由建安之崇文主气、两晋之细致尚巧至南朝之典丽唯美的文学流变面貌,其中又不乏个别赋家自觉的突破与求新。汉魏六朝16篇鹦鹉赋作的流变是时代审美演变的具体细流,又在文本自身表现出继承与新变。

汉魏六朝小说中的诸葛亮形象

汉魏六朝时期的诸葛亮故事书写是其形象生成初期的重要文献,为后世诸葛亮故事的变化、敷演提供了重要的史学基础和巨大的想象空间。后汉三国时期因著者政治立场的差异,对于诸葛亮的正面形塑与负面叙述并存;两晋时期在裁抑权臣的现实需求和追慕乡贤的创作心理影响下,对诸葛亮扶汉之心的表彰与应变将略的弥补成为塑造重点;南北朝时期则以诸葛亮故址遗存为契机,诸葛亮形象的建构开始出现神异趋势。

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本文认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性质应该在前后期的比较中考察才能得以确定。总体而言,先秦文献所论有关文章写作的意见,绝不可等同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实际只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关注文事的人对写作在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文章写作作用的认识,就是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批评只能用文章写作的论述来概括。自战国策士至秦汉,尤其是西汉,“文人的写作”开始产生,而西汉的文学批评,就与先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西汉人的文章写作活动以及对文章写作价值的认识,都在为文学的自觉作准备。若从汉魏六朝大范围论,都可以概括为“文学自觉时期写作的批评”,随着魏晋以后文学一科的独立和成熟,文艺性文体日渐成为文人主要表达情感的文体,文学批评也因此而走向成熟,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高峰。

汉魏六朝青牛信仰辨析

青牛信仰是中国牛文化的重要分支之一,汉魏六朝时期表现则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随着老子的神仙化,青牛神逐渐定型;二是举行出土(青)牛迎春礼非常普遍,可看作是青牛信仰的一种现实映照;三是青牛辟邪术在魏晋六朝时应用广泛,其源头应是秦“怒特祠”的建立;四是青牛为木精的说法流行,这与植物精怪被想象为动物的世界性民间俗信相契合。

汉魏六朝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研究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赋开始受到英语世界的关注,尤其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已累积了丰富的译本与研究成果。收集整理相关文献,分析不同时期的译介作家和作品以及译者情况,并从专著与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二手研究著作等方面归纳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从整体上呈现英语赋学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为国内学界提供借鉴。

踔厉奋发,踵事增华:华兹生《汉魏六朝赋英译选》研究

华兹生的《汉魏六朝赋英译选》在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对“赋”的开创研究基础上,重点选译能够体现赋作“铺采摛文”特征的作品,为赋体文在英语世界的进一步传播做出了贡献。文章首先考察该译本产生的历史语境,继而探讨译者的翻译动机、译本选材问题,之后围绕华兹生对《文选·赋》两大翻译难题——植物名称、描写性联绵词的处理策略对该译本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译者具体的翻译策略与译本所面向的读者群紧密相连,同时也传递出译者清晰的翻译理念。考察华兹生的赋作译介,有助于启迪对“赋”译介策略的思考。

汉魏六朝古人同名异字关系释例

汉魏六朝时人多以具有褒义色彩的单字为名,重名现象时有发生。而同名者未必同字,依据古人名与字相为表里,名与字的意义具有相反、相近、相关关系的原则,可以辨析名字产生的因素及不同名字所蕴含的寓意,进而推断出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通过列举《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汉魏六朝时期11组存在重名现象且具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以期厘清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并为同义词和一词多义提供新的例证。

对汉魏六朝诗体生成生态的综合考察——评《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形式的生成与流变研究》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汉魏六朝是一个重要时期,各类诗体竞相兴起和发展。吴大顺老师的新作《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体形式的生成与流变研究》一书广泛吸收学界重要研究成果,以乐府诗歌为中心,梳理和探析汉魏六朝各类诗歌体式形态、生成机制、建构过程以及流变情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魏六朝诗歌对《史记》实录精神的取法

《史记》的实录精神不仅是良史之德,也是难能可贵的诗学传统。《史记》的实录精神呈现出有别于《诗经》和汉乐府的三个特点:批判政治生活的倾斜性,反映时代民生的宏观性,揭露社会问题的自觉性。《史记》的实录精神深刻影响了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汉魏六朝诸多反映时事民生的直笔之诗,慨叹历史现实的曲笔之作,揭露社会问题的诗史之笔,都是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取法。

论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的时间书写

汉代的乐府诗,上承《诗经·七月》的表述方式,将时间嵌入文学作品的题目和内容当中,使作品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汉代以后,乐府诗结合时间的特征,也被文人拟乐府诗吸收,并有所发挥。魏晋以后,上巳、七夕和重阳等节日,不仅形成流觞赋诗等文学创作的机制,而且众人因节日而集宴,更产生了许多后世流传的佳作。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以时间的形式感悟生命的作品,这些作品多以百年或百岁为名,在形式上以十年为节点,作品的内容却表现出对生命的咏怀和感叹。这类作品虽然在传世文集中很少见,但在敦煌出土的文书中却较为集中。

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显明的影响即体现在咏史类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咏史之作,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都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拓展了《史记》人物意象的精神内蕴,并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

汉魏六朝兄弟并称歌谣中的才艺书写

汉魏六朝歌谣是品评人物的一种独特方式,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舆论氛围,值得深入探究。汉魏六朝兄弟并称歌谣对人物才华技能的赏识,在经学、玄学、文学、书法、武艺等方面都有展示。借助歌谣的吟诵传播,士人将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传播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传承文明、引领思潮、延续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汉魏六朝兄弟并称歌谣中的才艺书写以小见大,从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在遭遇艰辛挫折、历尽困苦磨难时,依然保持着崇文重教、明理尚德、豁达昂扬、履践致远的优良品格。

汉魏六朝书法理论中的艺术创作心理研究

书法艺术在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艺术上的自觉,摆脱了“小学”的桎梏,成为了具有独立地位的艺术门类。汉魏六朝时期的书体样式、书写技艺、创作手段、书法家的涌现,使得这一时期的在各种书体的创作中都出现了具有典范性和源头性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因此这一时期也往往被看作是书法艺术的自觉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书法理论中一方面开始在实践的基础上讨论书法艺术的创作心理,另一方面反过来也刺激了书论家、教育家、书法家对艺术创作的反思,并且能够让学书者可以从中探寻到可以学以致用的方法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