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近代职业教育浪潮中,国内学者开启了大量的本土研究范式。社会学大家潘光旦的职业教育思考与众多学者迥异,并未将东西方职业教育差异看作是“传统”走向“现代”的线性进化进程,而是主张在国家形态和社会肌理的分析基础上将西方职业教育形态与中国“工”的文化传统形成互鉴与融合。他所提出的“通专结合”“工读兼营”和“扶持工的文化”等观点,不仅完成了本土化职业教育问题与实践的贯通性理解,也构成了当前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边缘人与始迁祖:吴景超与潘光旦论迁移

本文从空间视角入手,讨论中西方社会学思想传统中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两种想象。齐美尔勾勒的空间与个体人格之间的内在关联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础,芝加哥学派在此基础上构造的“边缘人”概念构成了社会科学对于西方现代人人格的基本设想,也构成了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社会科学学者对于迁徙与城市化的理解。本文通过对潘光旦移民研究的梳理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边缘人”的人与社会的空间关系:“始迁祖”的迁徙使其血系脱离了过度狭隘的家族制度与僵化的阶级制度的反选择作用,培育出符合儒家社会理想的成员,最终改变了一地的社会风气。本文认为,“始迁祖”构成了与“边缘人”相对应的理解城市化等重要社会过程的基本理论概念,二者之“退”与“进”的空间观念差异体现了中西方社会学思想对于人—社会—空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和特异的精神气质。

潘光旦通才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潘光旦是我国近现代颇有造诣的教育思想家,他站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舞台上高瞻远瞩,积极汲取中华文化之精华,将“中和位育”作为通才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自由教育作为通才教育思想的精髓,全人格教育作为通才教育思想的目的旨归,为构建通才教育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潘光旦通才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人才培养要夯实通识知识,融通跨专业课堂教学;弘扬人文学科价值,构建通识课程体系;丰富全人格教育理念,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个体“位育”,促进国家整体“位育”的形成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潘光旦的“土家”识别及其民族思想--《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理解潘光旦的“土家”识别及其民族思想。学界对土家族的研究,大多围绕族群本身展开,拘于“族源”的还原论。潘光旦认为民族地区的历史研究,必须与汉族,“乃至全部中华人民的大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总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进而去理解“祖国的历史”过程。其民族思想反映在土家研究中,体现为土家历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认为识别“民族”这一文化群体的首要标准,是看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否具有某种连续性,而土家族的历史文化过程也是“民族位育”的过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适应,而是一个民族全方位的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潘光旦的民族思想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和谐共生的重要思想资源。

“做一个囫囵的人”——潘光旦“位育”理论视域下研究型教师的角色期待

作为“新五四”的代表人物,潘光旦结合《中庸》儒家思想和西方科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位育”理论。“位育”的基本内涵在于使个体与他人、社会、自然环境实现融合共生。教育是使人在各种环境中实现“安所遂生”的重要途径,教育主体教师应以研究型教师为目标建立合理的知识观。以“位育”理论视域透析研究型教师的选拔与培养困境及其成因,主要包括学术近亲繁殖、教师准入制度偏低、学科分化过细。潘光旦提出以“囫囵的人”重塑研究型教师的角色期待,具体实现路径有:教师保持谦虚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高校提高教师选拔标准,并强化研究型教师的学术责任使命;打破学科壁垒,以“通才”标准开展教师的自我教育。

从“文”到“人”:费孝通社会学思想转向的关键--兼谈费孝通对潘光旦的“人的科学”的继承和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关注有一个重大转向,那就是从“生态”到“心态”的转变。他的研究从早年偏重“文”,到晚年兼顾“文”和“人”,甚至偏向“人”,力图克服“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社会学范式的弊病。他提出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对当下的社会学发展有重要意义。费孝通学术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潘光旦思想的影响。他早年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形塑作用,而对人适应社会和改变社会的能力缺乏自觉的关怀。对此,潘光旦曾在1946年有过委婉提醒。但是,费孝通的正式回应是在1994年。费孝通提出社会学要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并在既有的实证方法之外去寻找新的方法。据此,他提出了直觉方法,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及其格局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潘光旦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人的科学的一个具体化和深入的发展。

潘光旦家庭思想中的两个争议及其理解

潘光旦家庭思想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对于当下的家庭建设深具启发意义。在中国现代化早期,潘先生反对儿童公育,也反对一般女性将事业置于家庭之上。这两个观点在当今尤其容易受到批评,本文以潘先生的生命哲学观念来回应可能的批评。这一生命哲学观念的特征是,强调以性心理为起点的生物学基础,其作为“本”,提供了科学化传统儒家思想的认识论基础;儒家思想是“用”,它为人这一生命体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文化上的方式方法。生育对于个体而言是生命的完成,对于种群而言则是种族的绵延。反对儿童公育和强调女性的家庭责任,表达了潘光旦的这一思想:相比于追求短期内的社会效率,应更重视子孙后代绵延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跨界”馆长——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图书馆实践考述

作为中国20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家,潘光旦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14年。对其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梳理,既可窥探同时代“跨界”馆长们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缩影,亦可了解当时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概况。任职馆长期间,潘光旦在管理制度、馆藏文献资源建设、人才队伍、对外交流、图书馆服务等方面业绩斐然,体现了其珍爱书籍、化私为公和以人为本、关注读者的建设思想,也反映了其社会人文观、“位育”观与中西文化观等在图书馆实践中的指导作用。

“社会之人”与“人之社会”--围绕吴景超与潘光旦回应家庭革命的思考

本文基于吴景超与潘光旦对家庭革命的回应,发现他们系统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分别从社会与文化的视角重新界定婚姻家庭的重要性,批评家庭进化论并提出中国家庭问题的不同出路,进而探讨两位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对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吴景超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理解家庭的社会结构功能、书写汉代家庭社会史,为家庭问题提出“经济”的出路,体现“社会之人”的立论特点。潘光旦则从人的文化属性出发提倡“新人文史观”,注重以人为本的人伦位育来联结家庭与社会,体现了“人之社会”的立论观点。吴景超关注的社会结构和潘光旦关注的人伦文化是婚姻家庭联结人与社会的硬件和软件,是思考婚姻家庭和社会文化互动如何实现人与社会共生发展不可偏废的两个层面。

陈达、潘光旦与社会学的“清华学派”

作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26—1952年间前后两任"掌门",陈达和潘光旦对清华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形塑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两位先生的人生史和智识史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彼此的治学风格与研究旨趣迥异。无论是陈达对清华社会学之奠基,还是潘光旦对清华社会学之改造,都应被视为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努力。以陈达和潘光旦为灵魂人物的"清华学派"之演变轨迹和内部张力,体现了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这门学问在中国的"想象"与实践,并不止于对西方社会学的简单应用或移植,而是与中国自身的知识与思想传统相结合,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势与社会脉络下,最终生发出独特的样貌和品格。

务本的教育——兼论潘光旦先生的乡土教育观

在潘光旦看来,现代教育是一种"忘本的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乡土教育的缺失造成的。教育的核心在于"位育",即能使教育对象"安其所遂其生"。位育包括人性教育、乡土教育和国民教育3个层次。乡土认同教育是国家认同教育的基础,学校教育应当重视乡土教育,培养青少年一代的乡土认同,寻求教育的"务本之义"。

潘光旦先生优生学研究述评

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优生学家,他引入了西方优生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利用中国的历史文献,结合中国当时的现实问题来进行研究。其研究及著述工作推动了我国早期的优生运动,促进了遗传学在社会中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指导人与社会持久位育的新人文思想。

潘光旦体育思想研究

潘光旦先生创立了中国近代新人文史观与"位育"思想。先生曾以新人文史观和"位育"思想为理论依据,对民国时期的体育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与分析,视角新颖、立论深刻、意义深远。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以探讨潘光旦先生的体育思想。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潘光旦——潘光旦“历史问题”的由来及其后果

像潘光旦这样既深受欧美思想影响,又饱读经典,传统痕迹很重的名教授,既然在1949年选择了留在大陆,自然就在相当程度上做好了适应新社会的思想准备。潘光旦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也确实逐渐适应了新社会,但是,像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当思想改造运动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还是发现自己距离这个新社会的要求实在太远,而原因竟是由于人言人殊的所谓历史问题。潘虽再三再四的检查交代,勉强过关,然而却于事无补。他事实上已被列入了另册。

潘光旦与“中和位育”

潘光旦是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他将优生学理论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并结合孔门社会哲学思想，提出“位育”的新概念．《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即“安其所”，“育”即“遂其生”．安所遂生，乃一切生命之大欲．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在求其“安所遂生”，即求其“位育”．教育的目的也在于求人生良好的“位育”．

作为“位育”的通识教育:潘光旦的本土化视角

本文从通识教育本土化的问题出发,梳理了潘光旦在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大学教育的反思以及作为这种反思的结果,即在中国展开通识教育的思想。潘光旦关于通识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方法等方面的主张,服从于其“中和位育”的核心社会学理论,对今天在中国大陆展开的通识教育实践活动依然具有有益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潘光旦关于青少年留学的教育思想——基于文化自觉的视角

潘光旦曾指出,"留学是为了今后不留学",这是留学教育的文化自主意识。然而,他发现现实中留学存在如下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留学在态度上从不屑转为趋之若鹜,留学者的年纪越来越小,知识尤其是文化自觉意识欠缺等。这些势必造成留学越来越成为需要,且越来越丧失文化自主。鉴于此,潘光旦指出,态度上要守住文化自我的前提下开放,宜本末兼顾:以我文化为本,他文化为末,严把出国留学的资格,加强出国前的知识准备以及不宜过早留学等,从而减少留学之需要,维持中华文化自主。

潘光旦眼里的《生育制度》

《生育制度》完稿于1946年。讨论它是否作为费孝通的代表作之一，已经没有太多歧异。近60年后，费孝通在对自己学术历程进行梳理思考之后，认为该书是其前半生学术经历性结束的标志（《个人·群体·个体》，《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1期），至于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则应该从1978年算起。后来，在该书于1981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再版时，

潘光旦职业教育思想初探

潘光旦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在他一生中，留下了丰富而独特的教育思想。对于职业教育，他以客观的态度、创新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在肯定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又把握了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实施的主要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潘光旦又是一位自由教育论者。他试图寻求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的统一，有着同时代职业教育倡导者对职业教育问题论述的不同特色。

百年误读:潘光旦“冯小青影恋说”评析

百年前,我国著名优生学家潘光旦出版《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首次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冯小青进行心理分析,指出小青的悲剧根源在于其性压抑而致其心理变态。由于受到梁启超等学者的赞赏,冯小青为性心理变态者之定论遂不可更改。然而,从文学阐释的角度看,潘先生的研究正是对一个文学文本的科学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