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中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的形象塑造来谈施耐庵创作的矛盾心态

在《水浒传》中施耐庵以充满矛盾的笔触精心打造了三位女性形象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 ,从中不仅显示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而且依稀透出市民意识中要求尊重人性。

名巧实不巧——潘巧云、王三巧形象比较

生在巧节,以巧为名的巧女潘巧云和王三巧,她们的形象一方面呈现出相同的某些特质,如风流灵巧,痴情却婚姻不幸等;另一方面也有细微的差异性,如性格、结局不同等。这是因为七夕节的文化背景和各个时代作者的审美情趣不同所致。

“道德”与“有情”:从《水浒传》到《石秀》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石秀》,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传统文本进行了现代性反叛,解构了传统文本中的儒家礼教和伦理道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山辟疆的作用。《水浒传》中石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智勇双全的英雄好汉,是“忠义”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而施蛰存以“俄狄浦斯情结”来构建石秀形象,使其对义嫂产生不伦之恋,给予这种隐秘情欲以正当性、合理性,并不作善恶道德评价,是对复杂人性的展示和深挖。《水浒传》将潘巧云贬低、丑化为恶毒淫妇,是“贞节”伦理道德的背叛者,而《石秀》中潘巧云是热情爽朗、多情风流的美艳妇人,并体现出都市新女性的特质。《水浒传》中杨雄护兄弟,斩淫妇,是“忠义”伦理道德的践行者,而《石秀》却凸显杨雄杀妻的盲从和麻木,以此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和扭曲。从《水浒传》到《石秀》单一的道德文本位移为丰富的人性文本,以三种形态展示了“有情”与“道德”的激烈冲撞下复杂多样的人性,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超越古代小说单一、道德化的人物塑形去建构人性。

《水浒》几个反面女性形象新解

一、潘金莲《水浒》中,潘金莲是个让人切齿的女人。但实际上她是《水浒》所有女性中遭遇最悲惨的,她承受了无力防备抵抗的一道道厄运,在痛恨中让人同情。1、本性善良。潘命运多舛,但善性始存。她本为大户侍女,主子要收她,她偏不领情。其反抗激起大户恼恨,被倒赔嫁妆嫁给了武大。大户此举是要羞辱糟蹋她,潘金莲接受了,这表明她非攀高求富之人。

“倒涎”与“推敲”——对《咬文嚼字》一文的两处质疑

《咬文嚼字》是朱光潜1943年写成的一篇作品。朱光潜曾为《中央周刊》写了两年稿子,后来集成两本册子,一是《谈文学》,一是《谈修养》。《说文嚼字》即收入其中的《谈文学》中。而1938-1946年,武汉大学由武汉珞珈山西迁四川乐山,这是武汉大学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特别是作学问的图书和实验资料在西迁过程中屡屡遗失。

《水浒传》:一个反女性的文本

《水浒传》是一部男人所写的关于男人的书,它所称扬的是被逼上梁山的男性英雄。多少年来、人们在评论《水浒传》时不断地为其中的男性英雄大唱赞美诗,却毫无道理地忽视了书中女性的存在,尤其是作者施耐庵在描写女性时流露出的鄙视乃至仇恨的态度。剖析施耐庵的妇女观,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评价《水浒传》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论《水浒传》中为爱情而死的“淫妇”形象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是一组特殊的女性,她们都不遵守“三纲五常”,不恪守“妇德”。施耐庵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她们真实而痛苦的感情生活。她们血淋淋的结局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到,女性在那样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时代,即便再苦苦挣扎,也难逃命运的安排。

“文明人类”的灵魂告白──海派小说的主题研究

“文明人类”的灵魂告白──海派小说的主题研究吴福辉我把人的主题看作是海派小说的另一基本主题，而且是涵盖、渗透性最强的主题。都市主题中理所当然活动着城市人与乡下人，两性主题离不开女人和男人。文学本身就是为人的，也是人为的。但是，在我已经论及过都市和两性...

女性意识在三国水浒中的空前失落

《三国》中母爱和爱情都贴了“权、忠、义”的标签，《水浒》中女人是祸水。《三国》、《水浒》女性意识的失落导致历史性缺憾甚至艺术创造上带有全局意义的损伤。产生这个倒退的原因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儒理学。

同中有异 新颖别致——文学创作中“犯”与“避”技巧浅谈

中国古代的写作技法极为辩证,能恰当处理好一对矛盾的概念,如虚与实、形与神、开与合、断与续、巧出拙等等。“犯”与“避”亦是这样一组概念。许慎《说文解字》释“犯”与“侵也”,即冒犯、冲突之意,亦可引申为文学创作中的重复之意。释“避”为“回也”,即避开、躲闪之意,亦可引申为文学写作中的创新之意。

漫说《水浒传》中女性的悲剧

《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的文学杰作。书中塑造了许多起义英雄的光辉形象,同时也描写了众多的妇女形象,其中有作者予以肯定的正面形象:英雄人物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林冲的娘子、玉娇枝、张太公的女儿等,贤妻良母王进的母亲,雷横的母亲等;有作者予以否定的反面形象:统治阶层妇女刘高的妻子,社会渣滓王婆,所谓“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卢俊义的妻子等;有倡优的形象:阎婆、金翠莲、宋玉莲、白秀英等。这些女性虽然各自的出身、社会地位以及所处的境遇不同,但她们终究都没能摆脱悲剧的命运。在腐朽的封建制度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她们备受“皇权、族权、神权、夫权”封建纲常礼教的束缚,是一群被丑化、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作品通过她们的哭泣和抗争,鞭挞了封建礼教,令读者对她们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评《水浒》的封建妇女观

《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的文学杰作,但对妇女问题描写却有失笔之处,这些思想观点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通的。《水浒》英雄绝大多数是不堪官府、豪强的压迫被逼上梁山,但有四个人却是因为杀掉了三个“坏女人”:武松(杀潘金莲),宋江(杀阎婆惜),杨雄、石秀(杀潘巧云)。 潘金莲是《水浒》中主要妇女形象之一,经过《金瓶梅》的演化。

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先后关系

《水浒》大约最早刊行于明嘉清初。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版本。这些《水浒》版本,大体可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类。这种繁本和简本究竟谁先谁后,是中外学者颇有争论的问题。兹就此问题提出管见如下:

童年看坝坝戏

我迷上川剧是父母赐给我的一种爱好。我家在泸州沱江之滨的小市。泸州是个水码头,自贡的盐,内江的糖,多经这里集散,大小盐船、糖船必停泊这里,因而商业繁兴,也带来川剧的兴盛,是川剧四大河道之一的“资阳河”献艺的重镇. 20年代,群众没有什么娱乐,最大的娱乐只有看川剧。我的爸爸、妈妈是川剧的忠实观众.我小的时候,两位老人进城看戏都把我带去,那时“三国”、“列国”戏很多,红脸杀进去,花脸杀出来,看得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渐渐地我就迷上了戏。稍长,竟敢背着老人去看“坝坝戏”,看草台班子的演出,身上没有钱,就站在收票入口处。

略论《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关系

我国古典文学首屈一指的杰作是清朝时出现的《红楼梦》。由它形成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明代也产生过两部杰出的针砭现实、使人警醒的长篇小说,那就是《水浒传》与《金瓶梅》。《水浒传》的作者,有说是施耐庵的,有说是罗贯中的,有说是施、罗合著的。明·高儒《百川书志》中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在现存最早的明·容与堂刻本所附的《〈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中,也说《水浒传》是由“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的。施耐庵约卒于1370年;后约三十年,即1400年,罗贯中卒。揆之情理,罗贯中“编次”当在施耐庵去世之后。二人虽同生活于元末明初,然书成应是在1370至1400年之间,时为明洪武至建文初年。

《红字》与《水浒传》部分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

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与中国14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施耐庵的代表作《水浒传》,两者塑造的部分人物形象,有许多可比之处。通过比较,我们更能清楚地发现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倾向,他们不同的婚姻观、爱情观;更能深入理解两部作吕包含的一些思想意义。通过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两者塑造的部分人物形象,相互衬托出各自的典型意义,两者的部分描写相得宜彰。

从“石秀之勇”到“石秀之恋”

四百多年前,施耐庵用白描手法在《水浒》中塑造了一个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起义英雄石秀。本世纪三十年代,以现代主义小说闻名的施蛰存,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剖析石秀的种种言行的深层心理动机,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方法,在《石秀》中写了恋。施耐庵的勇悍的石秀,有超人的胆识,精细的计谋,出类拔萃,光彩照人,对人物的臧否褒贬隐匿于人物言行之中。而施蛰存的痴恋的石秀。

《金瓶梅》抄改《水浒传》琐谈

《金瓶梅》在成书过程中,将《水浒传》中的许多文字抄改入书。对此,学术界作了多方考证,已为人所共知。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对《金瓶梅》的成书而言,这种现象到底说明什么问题?本文拟选取,《金瓶梅》抄改《水浒传》的十多段文字,来加以具体分析。一、《金瓶梅》第二回写潘金莲的外貌文字,抄自《水浒传》第四十四回:黑鬒鬒鬓儿,细湾湾眉儿,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儿,直隆隆鼻儿,红乳乳腮儿,粉莹莹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儿,一捻捻腰儿,软脓脓肚儿,窍尖尖脚儿,花簇簇鞋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在《水浒传》中,这是一段写石秀所见的潘巧云的外貌描写,《金瓶悔》抄来稍加改动,成了从西门庆眼中所见的潘金莲的外貌特征描写。其文如次:

从“淫妇”到人性的扭曲——浅析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

电视剧《水浒传》在重新塑造潘金莲这个人物时表现出了相当良好的艺术分寸感。在原著中,施耐庵把潘金莲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淫妇,对于她不正常的婚姻和被扭曲了的性格,不但不给予任何同情,相反还让她遭受开膛破肚的结局。然而潘金莲的命运得到了许多现代作家的同情,早期的如欧阳予倩,后来有川剧作家魏明伦,先后在他们的作品里为她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