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基建—安全关联”:基于澜湄地区的分析

传统的“发展—安全关联”因基础设施兼具的公共产品和战略属性而扩展成为“发展—基建—安全关联”。合理、科学、可持续的基建规划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关联互动。一方面,作为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与“发展”形成关联,为地区内国家的发展,乃至地区一体化进程创造机遇。另一方面,作为战略工具的基础设施与“安全”形成关联,提升政府绩效合法性,缓解群体间矛盾。反之,不合理、不科学及不可持续的基建规划会导致反向的基建关联互动,不仅会扩大发展差距、对环境构成威胁、增加债务压力,还会为国家内部、国家间的冲突矛盾制造机会窗口,而且为域外大国干扰、塑造地区秩序提供了“楔子”。当前,澜湄地区存在着严峻的发展鸿沟和基础设施赤字,是大国基建竞争的主要场域。加之地区内通过基建促发展的强烈意图,地区内的“发展”“安全”围绕着“基建”已然形成了紧密的关联体系,深刻塑造着地区内的发展、安全秩序。因此,应将澜湄地区置于“发展—基建—安全关联”的框架内分析,并积极塑造澜湄地区“发展—基建—安全关联”的正向互动。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复杂化.2018年作为“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这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章发现,澜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之间不会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