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澜湄执法安全合作命运共同体研究

构建澜湄执法安全合作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维护澜湄次区域安全的重要保障。当前新发展格局下,澜湄执法安全合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面临着政治互信有限、法律保障不到位、组织机构有待健全、情报共享层次有待提升等潜在的困难。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增强澜湄次区域各国的政治互信、构建澜湄执法安全合作的法理保障体系、提升相关执法部门的执法效力、加强执法安全合作的信息交流与共享等路径。

多维视域下边境安全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背景下,中国政府对边境安全治理问题表现出极大关切,展现了捍卫国家边境安全的决心。以边境安全治理问题为研究基点,针对中国边境安全治理的现状与困境问题展开探讨,揭示我国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执法合作在解决此类挑战中的关键作用。引入执法安全合作、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等多维视域模型,从法律和法规框架、情报共享与分析、联合执法行动计划、标准化培训、技术和设施支持、国际协议和合作框架等多维要素出发,创新性地提出边境安全治理机制的构建策略,以全面应对全球边境安全治理挑战。

澜湄次区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化探析

澜湄次区域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跨国犯罪问题泛滥。2012年中老缅泰四国共同建立的湄公河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有力地维护了该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并成为我国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创新的典范。但到目前为止,该机制依然存在法律基础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情报信息共享层次较低、争议协调与监督问责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阻碍了合作的深入开展。建议签署联合执法合作协议,明确相关执法部门职责,搭建情报数据共享平台,促进学术研讨成果交流,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澜湄合作机制视角下的水资源安全治理

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提出的关于澜湄流域治理的新机制,水资源合作是其中的重点,而水资源安全治理是澜湄水资源关系的实质。本文通过澜湄合作机制视角研究水资源安全治理,解读亚洲安全观框架下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分析影响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的因素,并深入阐释澜湄水资源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作用与影响因素,进而就中国参与澜湄水资源安全治理提出建议。

中国—东盟在南海区域海上执法合作机制的构——基于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

南海海域的安全受到传统海上执法冲突和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此区域虽然已有不少合作,但政治分歧、域外势力的干涉、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和自身执法能力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机制效用的最大限度发挥。对此,中国要以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精神为导向,不仅提高自身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水平,力求在国际执法合作中游刃有余,还应发挥积极的倡导作用;与东盟国家平等协商,努力达成在南海海上执法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建立海上执法合作委员会和海上执法合作指挥部,负责海上执法合作计划的磋商与实施;建立海上信息交流机制、海上执法人员培训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提高海上执法的合作质量,以期为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和坚决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一定的支持。

澜湄粮食安全治理:主体动因、复合困境与优化进路

在全球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失灵、赤字不断累积及治理权力下沉的背景下,区域合作逐渐补位,为改善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开辟了重要路径。本文聚焦澜湄合作,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澜湄粮食安全治理的基础和条件,详细分析了澜湄国家参与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主体动因,力图多维度展现澜湄粮食安全治理对域内国家乃至全球粮食体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澜湄国家推进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主体动因在于成员国对粮食安全重视度的提升、强化在全球粮食体系中话语权的需求及优化澜湄国家自身国际形象的必要性。然而,澜湄粮食安全治理也面临着成员国利益诉求差异化、域外大国深度介入、治理风险性因素陡增等复合性困境。未来,中国应致力于进一步推动健全区域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营造更加有利于粮食安全合作的区域政治环境,加强在气候变化、灾害防范和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粮食安全合作,推动构建澜湄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

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中的文化风险及规避——以澜湄安全合作为例

以澜湄安全合作为例,当前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文化风险表现为跨文化警务执行中的文化差异风险、警务合作组织中的警察亚文化差异风险、区域外国家的文化渗透风险等。风险成因主要是语言和沟通障碍、文化刻板印象迁移、对文化危机缺乏合理的预案。规避文化风险的策略:跨文化风险识别与评估、选择合理的文化整合模式、建立以跨文化联络官为主导的跨文化训练机制。

论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应对

湄公河案件发生之后，中老缅泰四国举行了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会议，先后通过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纪要》和《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两份重要的国际文件，正式提出建立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然而，这两份国际法律文件无论在各国的权利义务的分配，还是机构设置方面都没有详尽的规定。中国应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范式——湄公河流域中老缅泰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立研究

参与地区合作可以看成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对国际社会应做的贡献。迫于近来日益紧张的地区局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迅速做出决策,主导构建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中老缅泰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开创性尝试。这种合作机制充分体现了东盟机制构建的"偏爱非正式、避免过度制度化、协商一致、与多边主义相容的双边模式"等特点。

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湄公河模式”——以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为例

湄公河"10·5"案件发生后,中国与老挝、缅甸、泰国建立了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标志着GMS安全合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本文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视角,以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为例,对该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湄公河供给模式"及其特点、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提出进一步深化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安全合作的3条路径:中国应以区域大国的责任感主动多承担"公共成本";中国应重视借助GMS等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增强湄公河联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亲和力;中国应着眼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域外大国在这一区域性公共产品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中国与东盟的警务执法合作机制研究

中国与东盟大部分国家地缘毗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既存在共同利益又面临共同威胁。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合作的情况来看,现有的合作机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亟待完善。为此,中国与东盟各国须共同完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以提升中国与东盟各国警察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和水平。这一合作机制包括:中国与东盟部长级会议与高官会议机制化;整合中国与东盟域内外事警察体制;强化中国与东盟互派警务联络官工作;开展中国与东盟各国警察国际化培训等。

中国与澜湄五国禁毒执法安全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

禁毒执法安全合作是澜湄五国应对日益严峻的流域毒品犯罪的主动选择。澜湄国家各个效力位阶的禁毒合作法律规范都在不同程度上滞后于流域禁毒合作的实际需要,国际法的权威性不足、双边条约覆盖面窄以及各国国内法刚性规定间的冲突,成为流域禁毒执法安全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周边国家融通澜湄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全方位增强禁毒法律规范的实效。具言之,推动完善相关禁毒法律规范的顶层构建,提高合作纲领的权威性,完善国内禁毒法体系,使国内禁毒法与国际禁毒法接轨;同时丰富双边条约的内容,扩大条约覆盖范围,压缩法外之地,以期为澜湄国家禁毒执法安全合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政治认同视角下澜湄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命运共同体构建

政治认同是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的重要前提,反映各参与行为体的共同价值追求。构建澜湄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命运共同体,提高澜湄流域各国政治认同、增加政治互信、实现政治安全是关键。通过对澜湄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政治认同相关理论进行概述,分析政治认同的理论内涵及特征,奠定分析的理论基础。阐述构建澜湄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命运共同体现实逻辑,澜湄合作经过各方深耕奠定坚实基础,继续深化合作推动高质量建设势在必得。探索澜湄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命运共同体建设体系,从理念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来构建澜湄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命运共同体。在政治认同视角下构建澜湄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命运共同体,推动澜湄流域执法安全合作高质量建设内涵式发展,共同维护澜湄流域安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周边国家执法安全合作模式及安全共同体构建--基于“利益-机制-成效”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以执法安全合作来应对共同安全命题,效果卓著。当前,面临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在原有基础上,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安全共同体势在必行。为此,亟待立足于执法安全合作实践之上,从理论角度予以范式凝练和模式探讨。以"利益-机制-成效"为观察框架,可将合作模式类型化为"政治互信下的深度合作""经济依赖下的协调型合作""地缘竞争主导下的建设型合作"三种理论模型。三种模式有其内在关联且各有利弊,未来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周边外交理念为指导,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推动执法安全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发展,推动认同建设,加强利益互嵌、机制互构、成效双赢,推动与周边国家构建安全共同体。

论“后湄公河惨案时期”区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

"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老缅泰执法安全合作引人注目。从实践层面的创新做法以中方为主导被不断提出,而理论上的提升与创新则较为薄弱。基于此,首先将研究范畴框定在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的界限之内;并借鉴具备相关性和可比性的合作先例,如欧洲警察署、上合组织、东盟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机制等;提出在法律框架前提下,聚焦打击严重跨国犯罪,并通过提升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来实现合作的建议,以期对区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的后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澜湄合作机制中政治安全的内涵及支柱作用探析

在中国和湄公河五国的共同努力下,澜湄合作进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明确把政治安全作为三大合作支柱之首。作为一个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导向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政治安全重要性的凸显无疑是澜湄合作机制中的一大亮点。正确理解其政治安全的内涵,需要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范畴进行解读。同时,政治安全支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各成员国都不是被动接受这一支柱,而是由于共同的需要达成了共识。在中国与湄公河五国继续推进澜湄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把握政治安全在其中所起的支柱性作用,努力为构建澜湄命运共同体、实现地区合作共赢创立良好环境。

澜湄合作对外传播策略探析——以国际执法安全合作领域为例

2021年是澜湄合作机制成立五周年,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十周年。"澜湄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先行典范。国内媒体对湄公河流域国家对外宣传方面已取得一些成果,然而,在国际舆论中,一些刻意歪曲和片面的报道让澜湄合作成果不时出现杂音。文章以现有的澜湄流域合作机制的特点与合作现状出发,基于执法安全合作的现实需要,提出澜湄合作特别是澜湄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对外宣传的具体建议。

“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成立五周年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召开

为纪念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成立五周年，根据中央和公安部指示精神，2016年12月19日至21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成功承办了“纪念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成立五周年研讨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书记樊京玉、缅甸打击跨国犯罪局局长敏突、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巡视员李祝群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曹诗权主持开幕式，来自中国、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等6个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与跨境安全治理

跨境安全问题是影响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下湄公河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关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水平能否冲破瓶颈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多边机制对于跨境安全问题捉襟见肘、应对不力。2015年11月中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其合作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3个重点领域。因此,该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次区域内跨界安全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中国展现其国际秩序建设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本文先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跨境安全治理的相关概念、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的跨境安全问题、根源与影响,最后指出通过夯实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的互信基础,构建跨境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发挥中国在跨境安全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发挥次国家政府的能动作用,处理好与域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的竞合关系,开展跨境安全治理的早期收获等路径来发挥澜沧江—湄公河机制的跨境安全治理作用,有效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安全问题。

湄公河联合执法安全合作的探索

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执法安全合作的新模式。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从提出构想到付诸实践在很短的时间就得以实现,这反映了湄公河流域四国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维护湄公河航运的安全航行、维护湄公河流域各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和愿望,反映了湄公河沿岸国家和人民维护区域安全的共同呼声。它不但为中老缅泰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对中国在境外如何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