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塑造澳大利亚英语——评Speaking our Language:The Story of Australian English

本文通过评述《讲出我们的语言:澳大利亚英语发展史》,揭示了澳大利亚英语萌芽及成熟的过程是澳大利亚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尽管澳大利亚英语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层面都有着与其它英语变体不同的特点,澳大利亚口音实现了澳大利亚英语的社会功能,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的标识。本文梳理200多年来澳大利亚主要历史事件与澳大利亚英语发展的动态关系,对解读澳大利亚文学史、翻译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有着重要的诠释作用。

P.R.斯蒂芬森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P.R.斯蒂芬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澳大利亚文化的基石:为民族自尊而作》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论著,是澳大利亚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斯蒂芬森提出坚持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原则,藉以发展不依附母国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他关注对民族文学标尺的界定,认为这将有助于厘清"真"、"伪"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并对催生反映本土真实生活的严肃作品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指出,发展民族文化的主力军除了作家、知识分子,还应该包括出版人。作家的任务是创作出足以滋养本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作品,而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则应该为作家的工作保驾护航。斯蒂芬森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在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各个阶段都有显著的发展。

剖析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认同

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与发展进程表现为英国移民的观念及身份由"澳大利亚英国人"演变为"澳大利亚人"的本土化。导致这种演变的内在因素是这些移民的民族认同取向由英国渐变为澳大利亚,进而形成诸多澳洲化的特有共性,主要内容包含有社会权利、"白澳"意识、母国情结、经济利益等方面。这一演变过程进行于19世纪期间。

G.A.维尔克斯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G.A.维尔克斯是澳大利亚史上第一位文学教授,毕生从事澳大利亚文学与文化研究,对澳大利亚民族文化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与社会历史学家不同,他试图从文学作品中找寻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发展的印记。他的卓越贡献在于精确地勾勒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并通过对澳大利亚民族文化迷思的反思来探寻其发展的理想之路。

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人对英心态剖析

19世纪中期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澳大利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之一。当时,澳大利亚人的对英心态体现为权利意识与"母国情结"相互交织,其自治要求日益强烈。这种心态对澳大利亚民族与社会的发展及发展模式的成型影响深远,它决定了独立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是在平和的合法交涉中形成,而不是在暴力革命中诞生。

《漂泊者》对澳大利亚传统民族主义观念的挑战与超越

《漂泊者》中的亚裔主人公以一种后现代的、世界主义声音在说话,这与那种局限于国家范畴和国家认同的观念格格不入。在宣扬一种超越国家的思想的同时,小说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虚伪本质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

劳森作品中的乌托邦思想研究

劳森的创作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目前国内外劳森研究成果丰富,视角多样,但关于其作品乌托邦思想的研究很少。通过文本分析,研究认为:劳森在多篇短篇小说和论说文中歌颂平等主义和伙伴情谊这一理想化的人际关系,表达对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持,希望底层人民借此反抗压迫,倡导“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但是劳森的乌托邦思想也有缺陷。在他笔下,平等主义和伙伴情谊局限于男性之间。工会主义思想具有妥协性。此外,受当时“白澳意识”的影响,作家在部分作品中表现出了种族主义倾向。研究劳森的乌托邦思想丰富了劳森作品的研究内涵,是劳森研究的新视角,旨在为国内外劳森研究提供自己的一孔之见。

所谓的“怪诞”——伊丽莎白·乔利文风的多元文化意义

澳大利亚努力建立一种蓬勃向上的民族文学,以摆脱作为英国附庸身份的尴尬。澳大利亚文学的精神追求表现在塑造与恶劣自然环境做斗争的典型丛林英雄,以及在艰苦丛林生活中不离不弃的伙伴情谊。但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却偏离了塑造民族英雄的轨道,因此被批评为"怪诞"。这种批评反映了民族主义思潮背景下一些人对后现代思潮的误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后现代时期国际化与民族化、差异化与同一性、平等性与权威性之间的文化博弈与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