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澳葡、荷兰人、日本人运出的日本白银考述

日本是近代亚洲最主要的白银输出国。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及西方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从17世纪赴日贸易的澳葡、荷兰商船入手,考证16—18世纪澳葡、荷兰商船从日本运出的白银数量,以及日本朱印船从长崎运出的白银数额。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外学者以往结论的可靠性,兼及日本白银输出对亚洲区间贸易的影响。

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构的形成与演变

澳葡政府早期政治架构演变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澳门开埠后不久到1835年议事会被解散,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并实施双重效忠的自治机构为主体的政治架构;第二个阶段是从议事会被解散至彼亚度出任总督之前,葡人内部建立早期殖民政府政治架构;第三个阶段是亚马留出任总督之后,公开完成组建澳葡殖民政府。

澳葡与中国南北政府的周旋——围绕澳门北部填海之中葡交涉的考察

近代澳门城市化发展颇受中葡两国关系的影响。自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澳葡政府对澳门北部华人村落田地的开发速度缓慢。20世纪初,中葡两国共和鼎建,澳葡政府开展兴建大型人工港口的蓝图工程,北部填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北部填海工程招徕中国政府的抗议,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六年的中葡谈判。在这场中葡纠纷中,澳督及葡萄牙外交大使采取极其灵活的外交手腕,并利用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在北京政府外交部和广东军政府外交部之间迂回周旋,妥善解决了填海外交问题,使北部填海工程顺利进行,大片填海地逐渐发展为工业、住宅和娱乐功能齐备的城市化区域。

论晚清澳葡政府对旅业之管理

鸦片战争之后,澳葡政府不断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取得了对澳门地区的控制权,开始了对澳门的实质性管治。晚清时期,澳门的近代化的旅馆、酒店等不断发展,澳葡政府对澳门旅业的管治是其实质性管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澳葡政府对旅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牌照税收、治安、卫生、整治妓女卖淫、防火管理等方面。

澳葡政府时期的社团与澳门社会保障

由于历史原因,澳门长期处于华葡分治的状态。在鸦片战争后,澳门华人远离中国政府的管治,而在殖民政权下得不到重视。当地华人通过成立各类社团来对身处殖民统治的华人族群进行社会救助与社会事务管理,经由社团这一组织来弥补澳葡政府对华人社会所缺失的社会保障部分,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是少有的。本文通过对澳葡政府治下的社团组织活动进行研究,探讨在澳葡政府管治时期的华人社会如何在社团的协助下进行自力救济,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抗战时期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探析——从“局外中立”到“局内中立”

抗战初期,面对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澳葡政府希望通过"中立"政策维持其对澳门的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失去其盟友英国的保护之下,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没有得到日本、美国等国的尊重。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权益,澳葡政府表面上自我标榜中立,实则左右逢源,采取两面讨好的策略,并不"中立"。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深受西方殖民主义传统影响,它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最高准则,因而难以摆脱殖民统治的行为逻辑。但与美国的"中立"政策相比,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究其原因,乃是实力不济所致。

澳葡政府时期“社团治理社会”的成因分析

澳门社团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角色,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社团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服务功能日趋强化,社会管理功能逐步凸显,社团具有了"拟政府功能"。澳葡政府对华人社会进行间接管理的过程中,社团成为个人及社会利益表达的平台,成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政治功能逐步得到强化。澳葡执政方式推动社团"政行合一"机制的形成,实现"社团治理社会",社团在澳门政治、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稳步发展不可或缺的角色。

不失天朝体制——略论清朝前期澳葡地区的司法管理

作为澳葡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司法控制权的争夺贯穿着清代前期的对澳治理。自1556年葡人正式定居澳门以来,随着居民的快速增加,有关华葡间的犯罪案件也不断增加,澳葡在坚持“自治原则”的前提下意欲偏袒葡人罪犯,从而对中国政府的司法控制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中国作为“天朝上国”,其律法威严不容侵犯,清代前期以“陈辉千命案”“李廷富、简亚二命案”“郑亚彩致死案”“方亚贵致死案”等案件的处理为标志,通过惩处犯罪葡人和涉案官员,震慑了澳葡的对华犯罪,维护了清朝政府在澳葡管理上的司法控制。

澳葡当局制造“一二·三”血案始末

无理拒绝正当要求血腥屠杀无辜百姓1966年夏,澳门氹(dang,凼的异体字)仔居民为了子女就近入学,自筹经费,与校方组织建校筹备会,向澳葡政府海岛市的行政局申请扩充校舍,核发工程执照。海岛市行政局迟迟不作答复,建校筹备会虽多次派人求见海岛市行政局代局长晏德地,可是眼看已到年底,批复还不见下来。

中西合作:1862年澳门地区霍乱流行及澳葡当局的组织应对

在19世纪全球化浪潮下,澳门地区被卷入全球第二次霍乱大流行的余波。1862年澳门地区暴发霍乱,澳葡当局从发现第一例疑似病人开始,立即通过医院对腹泻病人进行登记,在警察的协助下建立中西医登记通报机制,并实施隔离、消毒、中西医结合治疗、统计等系列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霍乱的蔓延。通过《1862年澳门地区流行性霍乱报告》对此次疫情防治的记载可以看到,澳葡当局实施殖民管治所面对的第一次大规模瘟疫流行,其防治工作采用了西方先进的防疫技术和方法,而葡籍医生以中西医疗法治疗染疫病人,为中国近代中西医结合诊治霍乱病人提供了“试验性”案例。澳葡当局此次防治霍乱所呈现的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现代性”与“殖民性”杂糅的双重特性,为研究19世纪中下半叶全球实行殖民统治城市的瘟疫管治以及中国地方瘟疫防治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样本。

葡萄牙对澳门的扩张

1839年9月3日,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钦差大臣林则徐,率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带领官兵巡视澳门,这是澳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巡视,也是目前澳门史上中国政府最后一次对澳门的巡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满清政府不仅是失去了一个香港岛,更重要的是"康乾盛世"时泱泱大国的威仪在番鬼们的坚船利炮下彻底粉碎。英国人占领香港更进一步刺激了达伽玛的子孙们冒险的神经,澳门的格局从此发生根本改变。

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公私伙伴关系--以澳门新口岸为例(1962-1985)

当前内地政府主导的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而政府通过角色转变,与私营部门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共同参与,或许可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选择。这方面的案例有,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澳葡政府和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建立伙伴关系,顺利完成澳门新口岸土地的非农化任务。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创造的制度空间和私营部门的利益诉求成为公私伙伴关系的前提,彼此协作、利益协调和制度保障则是公私伙伴关系的路径。公私伙伴关系参与土地非农化过程,不仅可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而且也会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私营部门的行为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

《镜海丛报》反映的晚清澳门历史片段

现在保存下来的《镜海丛报》包含了丰富的晚清澳门历史资料。该报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发表的评论和报道,反映澳门中国民众保持着对于祖国和民族的明确而强烈的认同。该报对于澳门葡萄牙当局的管理,既有认可赞同的一面,也有批评建言的一面,而对于清朝的腐败政治则明确表达了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从这份报纸还可以看出,在澳门这个接触西方文化最早的中国城市,中西方文化呈现出共存交融的格局。从《镜海丛报》还可以窥见晚清时期澳门经济状况之一斑。

澳门麻风病院的建立及其演变

澳门由澳门半岛、氹仔及路环三部分组成,其麻风的流行约有400多年的历史,为澳门最早出现的传染病,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抵达澳门以来,先后设立了4所麻风病院处理麻风问题（图1）,可以说澳门麻风病院的建立、发展与整个澳门政治宗教社会息息相关,几乎贯穿于整个澳门历史的全程之中。研究澳门麻风病院的演变历史,对于深入解读澳门社会及研究澳门医疗疾病史均具有特殊意义。

民国时期澳门的社会经济

长期以来,澳门经济曾相当繁荣。迨鸦片战争后,受国际政治格局及经济形势变化的制约,特别是香港的开埠,澳门大为衰落。从19世纪末开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澳门经济有所振兴。1926年,匍萄牙又一次发生政变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府。新政府曾致力于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澳门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同时,由于“官方兑换率”于1925年后一度被取消等多种原因,澳葡官员的来源与过去有所不同,其中部分官员有所作为,特别是澳门的第一个文人总督巴波沙在他漫长的执政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政绩。在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与葡萄牙政府订立《友好通商条约》后,澳门与内地的关系也有所改善,使澳门的发展有了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约从30年代初期开始,澳门就进入发展较快、较为繁荣的新时期。

港澳“富粒多”农药事件中的政府监管(1950～1960)

20世纪五十年代港澳发生的"富粒多"农药系列中毒事件,给居民造成一定的伤亡。面对中毒事件,港澳政府采取紧急立法或颁布禁令实施监管,逮捕非法储藏、销售的人员,搜查店铺没收农药并罚款,提醒居民重视其危害,以及解除该事件对农业造成的影响等措施,经历多年努力才阻止了"富粒多"危害的蔓延。研究结果显示,港澳政府在干预程度上有一个从低直接到高的跨越;双方在开始实施监管后,仍无法立即切断"富粒多"的危害生成链条。但在监管策略上,港府注意到农业发展与农产品安全之间的平衡,澳府则有片面性。

创造有利于澳门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

澳门作为”一国两制”政策实施的第二站,其回归后经济是否繁荣对实现平稳过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进入90年代,澳门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特别是在1996年、1997年,澳门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199年为-0.5%,1997年为-0.6%),澳门经济的衰退以及回归后如何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认为,澳门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系(地小人少,资源缺乏).笔者认为,制度发育不够才是制约澳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目前,澳门要解决的主要课题,应是利用回归的时机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

回归前澳门社会治理模式探讨——从法团主义的视角分析

回归前澳葡政府采用法团主义的模式实现澳门地区的社会稳定。这种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特征的治理模式构建了差序格局的政府与社团关系,但同时削弱了功能性社团的自主性,使其对政府形成依赖关系,导致社团本身的民意代表性趋于下降,从而降低了法团主义治理模式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