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澳葡政府对旅业之管理

鸦片战争之后,澳葡政府不断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取得了对澳门地区的控制权,开始了对澳门的实质性管治。晚清时期,澳门的近代化的旅馆、酒店等不断发展,澳葡政府对澳门旅业的管治是其实质性管治的一个重要体现。澳葡政府对旅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牌照税收、治安、卫生、整治妓女卖淫、防火管理等方面。

抗战时期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探析——从“局外中立”到“局内中立”

抗战初期,面对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澳葡政府希望通过"中立"政策维持其对澳门的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失去其盟友英国的保护之下,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没有得到日本、美国等国的尊重。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权益,澳葡政府表面上自我标榜中立,实则左右逢源,采取两面讨好的策略,并不"中立"。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深受西方殖民主义传统影响,它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最高准则,因而难以摆脱殖民统治的行为逻辑。但与美国的"中立"政策相比,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究其原因,乃是实力不济所致。

澳葡政府时期的社团与澳门社会保障

由于历史原因,澳门长期处于华葡分治的状态。在鸦片战争后,澳门华人远离中国政府的管治,而在殖民政权下得不到重视。当地华人通过成立各类社团来对身处殖民统治的华人族群进行社会救助与社会事务管理,经由社团这一组织来弥补澳葡政府对华人社会所缺失的社会保障部分,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是少有的。本文通过对澳葡政府治下的社团组织活动进行研究,探讨在澳葡政府管治时期的华人社会如何在社团的协助下进行自力救济,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澳葡政府时期“社团治理社会”的成因分析

澳门社团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角色,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社团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服务功能日趋强化,社会管理功能逐步凸显,社团具有了"拟政府功能"。澳葡政府对华人社会进行间接管理的过程中,社团成为个人及社会利益表达的平台,成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政治功能逐步得到强化。澳葡执政方式推动社团"政行合一"机制的形成,实现"社团治理社会",社团在澳门政治、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稳步发展不可或缺的角色。

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构的形成与演变

澳葡政府早期政治架构演变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澳门开埠后不久到1835年议事会被解散,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并实施双重效忠的自治机构为主体的政治架构;第二个阶段是从议事会被解散至彼亚度出任总督之前,葡人内部建立早期殖民政府政治架构;第三个阶段是亚马留出任总督之后,公开完成组建澳葡殖民政府。

港澳“富粒多”农药事件中的政府监管(1950～1960)

20世纪五十年代港澳发生的"富粒多"农药系列中毒事件,给居民造成一定的伤亡。面对中毒事件,港澳政府采取紧急立法或颁布禁令实施监管,逮捕非法储藏、销售的人员,搜查店铺没收农药并罚款,提醒居民重视其危害,以及解除该事件对农业造成的影响等措施,经历多年努力才阻止了"富粒多"危害的蔓延。研究结果显示,港澳政府在干预程度上有一个从低直接到高的跨越;双方在开始实施监管后,仍无法立即切断"富粒多"的危害生成链条。但在监管策略上,港府注意到农业发展与农产品安全之间的平衡,澳府则有片面性。

葡萄牙对澳门的扩张

1839年9月3日,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钦差大臣林则徐,率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带领官兵巡视澳门,这是澳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巡视,也是目前澳门史上中国政府最后一次对澳门的巡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满清政府不仅是失去了一个香港岛,更重要的是"康乾盛世"时泱泱大国的威仪在番鬼们的坚船利炮下彻底粉碎。英国人占领香港更进一步刺激了达伽玛的子孙们冒险的神经,澳门的格局从此发生根本改变。

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公私伙伴关系--以澳门新口岸为例(1962-1985)

当前内地政府主导的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而政府通过角色转变,与私营部门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共同参与,或许可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选择。这方面的案例有,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澳葡政府和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建立伙伴关系,顺利完成澳门新口岸土地的非农化任务。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创造的制度空间和私营部门的利益诉求成为公私伙伴关系的前提,彼此协作、利益协调和制度保障则是公私伙伴关系的路径。公私伙伴关系参与土地非农化过程,不仅可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而且也会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私营部门的行为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

澳门麻风病院的建立及其演变

澳门由澳门半岛、氹仔及路环三部分组成,其麻风的流行约有400多年的历史,为澳门最早出现的传染病,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抵达澳门以来,先后设立了4所麻风病院处理麻风问题（图1）,可以说澳门麻风病院的建立、发展与整个澳门政治宗教社会息息相关,几乎贯穿于整个澳门历史的全程之中。研究澳门麻风病院的演变历史,对于深入解读澳门社会及研究澳门医疗疾病史均具有特殊意义。

民国时期澳门的社会经济

长期以来,澳门经济曾相当繁荣。迨鸦片战争后,受国际政治格局及经济形势变化的制约,特别是香港的开埠,澳门大为衰落。从19世纪末开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澳门经济有所振兴。1926年,匍萄牙又一次发生政变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府。新政府曾致力于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对澳门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同时,由于“官方兑换率”于1925年后一度被取消等多种原因,澳葡官员的来源与过去有所不同,其中部分官员有所作为,特别是澳门的第一个文人总督巴波沙在他漫长的执政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政绩。在192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与葡萄牙政府订立《友好通商条约》后,澳门与内地的关系也有所改善,使澳门的发展有了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约从30年代初期开始,澳门就进入发展较快、较为繁荣的新时期。

创造有利于澳门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

澳门作为”一国两制”政策实施的第二站,其回归后经济是否繁荣对实现平稳过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进入90年代,澳门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特别是在1996年、1997年,澳门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199年为-0.5%,1997年为-0.6%),澳门经济的衰退以及回归后如何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已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有些学者认为,澳门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系(地小人少,资源缺乏).笔者认为,制度发育不够才是制约澳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目前,澳门要解决的主要课题,应是利用回归的时机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

回归前澳门社会治理模式探讨——从法团主义的视角分析

回归前澳葡政府采用法团主义的模式实现澳门地区的社会稳定。这种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特征的治理模式构建了差序格局的政府与社团关系,但同时削弱了功能性社团的自主性,使其对政府形成依赖关系,导致社团本身的民意代表性趋于下降,从而降低了法团主义治理模式的绩效。

“华人澳督”——何贤

何贤(1908—1983),广东番禺县人,著名商界人土。曾任澳门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澳门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和福利公共汽车公司等董事长。他热心公益,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自1947年起,即任澳门商会值理会副主席,其后该会改称澳门中华总商会,由他长期担任理事长、会长;并于1955年起,被委任为澳门政务委员会华人代表;其后,该会改组为立法会。

如何扩大对澳门的出口

我们一向习惯于把对港、澳的贸易放在一起来谈,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我对港和对澳贸易的情况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主要如:对港贸易的规模大,增长速度也快,对澳贸易则规模小,增长速度也慢;对港贸易不仅我出口金额大,进口金额也较大,对澳贸易则主要是我出口,进口很少;对港出口贸易中还包括相当大数量经港转口销往世界各地的业务,对澳出口则基本上是供应当地消费,很少转口业务。造成上述对澳贸易这些情况的原因,有澳门本身存在的客观因素,也有我们工作上的主观因素。现在我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日期已经越来越近,从长远利益出发,有必要深入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对澳门的出口和转口业务,并使之促进澳门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