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奇与收藏万国金珠献澹人

高士奇在康熙年间可以算得是个奇人,他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百万之富翁,身居高位十余年,侧身翰院,身跻雅流,交游甚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中都有他的朋友。家中豪富,杂书读得极多,寻风水、测字、看相、把脉,无所不通,对于书画鉴定与收藏,更是行家里手。关于他的书画赏鉴传闻如同他的人生际遇一般,充满了传奇色彩。

释来复《澹游集》展示的元末士人闲乐真趣

诗僧释来复于元末时所编的《澹游集》,是一部独特的总集,收录的是编者住持四明定水寺时交游唱和之作。其独特性有以下数端:其一,它是诗僧所编,所收作品的作者则世俗僧道、华夷南北、高官隐士,无所不有,身份地位各别,而交游总归之为“澹”——绝去世俗势利,纯为自然清赏。其二,成书之时地与呈现的心态特别。元末东南,四围烽火,四明是一方清净之地。一些远离尘俗者来此躲避战火。四壁烽火中的暂时安定,使他们悟出了生命的价值,珍惜生命,成了包括僧人在内的共同心理追求。其三,对于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有独特体认——追求闲乐真趣。寻求心灵的安逸,在忘世与忘我的境界中,体悟人生真谛。诗僧释来复编成的这部作品,展示了独特的人生追求与趣味,值得深入研究。

王崇炳词对澹归的接受

王崇炳七十岁以后,偶读澹归之《遍行堂集》,受其“发挥道趣”的启示,转变了词学观念,诗词等量齐观,方才有意识作词。通过分析咏史怀古、自我审视、关注现实等题材内容,考察王崇炳词对澹归的接受,得知二者的连接点是“哲学”,最终指向都是实践,澹归词是禅观实践的组成部分,王崇炳词是诗教观实践的生动样本。

清初岭南高僧澹归对丹霞山的营建

澹归主持丹霞山后,决意把它建成与南华寺、云门寺相鼎峙的道场。然而当时丹霞山只是座荒野山林,澹归面临双重压力,一是建造寺庙需要大量钱财劳力,二是维持丹霞僧众生存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质。为此,他百般筹划,不辞劳苦,历尽艰难,以坚忍的“入世”精神,奔走于粤赣大地。为争取官府的支持,寻求民间的施舍,他写下了大量的谀文颂辞。丹霞道场基本建成后,澹归即辞去丹霞山住持职务,断绝与官府的交往,不再接受世人的馈赠,现出了铁骨铮铮的本来面貌。世人对澹归走州撞府、唱酬奉迎的指责不切实际,苛求过高,他实则是不以名节自居、不恃隐遁为高特立独行的遗民高僧。

和光同尘中的骯髒气骨——澹归《遍行堂集》的民族思想平议

明末骨鲠之臣澹归,入清寄身僧寮,托钵募化,隐忍以生。所著《遍行堂集》成为乾隆时期文字狱严令禁毁的对象,却也为当时以至近代以来一些民族意识浓厚的学者所鄙薄。从澹归本人对其集的态度来看,有卑之无甚高论、卑之不敢高论和足堪为世导航之三途。循此去考察《遍行堂集》,可见它在许多俗滥文字的表面之后,别有玄机藏寓,体现出深沉的民族情怀和执着的民族气节。

藏书世家--祁承[火業]及其澹生堂考究

本文对明末绍兴祁氏藏书世家和以祁承(火業)为代表的藏书活动、藏书楼、藏书理论等进行了考述和探究;主要概述了祁承(火業)其人、其楼、其著述;阐述了其读书、抄书、聚书、鉴书之活动行迹,并对藏书文化的底蕴精髓和文化传承的历史贡献作了述略。

黄宗羲、吕留良交恶与澹生堂藏书之关系

黄宗羲、吕留良之交恶是清初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购买澹生堂藏书即是两人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祖望对此事经过论述甚详。但全祖望是黄门后学,偏袒黄宗羲而贬抑吕留良,所述经过谬误颇多。后世学者有承袭全氏之误者,亦有滋生新谬误者。本文从原始文献出发,通过严密考证,力图还原黄、吕交恶的真实图景,也试图阐发交恶背后的性情之争与学术差异。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

胡铨《澹庵文集》及佚赋考

文章辑佚了胡铨的佚赋《衡阳瑞竹赋》,并对此赋的写作情况作了详细的梳理和考证。胡铨《澹庵文集》散佚情况扑朔迷离,文献记载繁乱,臆说很多,为了更好地了解佚赋背景,还对《澹庵文集》的散佚作了材料充实的考证。佚赋的发现对认识南宋初期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对确立胡铨的文学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的地位有重大意义。

释来复《澹游集》文献价值刍议

《澹游集》成书于元末,为著名诗僧来复所辑,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抄本。该集有着较为独特的文献价值:其一,上编作者中,有94人之诗仅见于此,未见于任何元诗总集、别集,存佚诗数量在200首以上。其二,《澹游集》卷上诗序、书信,卷下文章,有25篇为《全元文》所遗。其三,《澹游集》所载诸人多附有小传,介绍其字号、籍贯、生平履历等,是元末东南诗坛研究的重要资料,可补史志之阙。

释澹归与《遍行堂》词

《遍行堂》词为清初著名遗民僧澹归之词。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出家后的澹归,内心实受到两种精神力量的主导,一种力量就是亡国和个人所历之屈辱、激愤,另一种力量就是来自佛教安顿身心的“精神良方”,而且他填词能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因而其词在内容和风格上显示出不同层次的变化。

孤本《澹庵书目》考述

清末民初嘉兴梅里藏书家忻宝华,因其藏书规模较小且缺乏藏书目录流传,导致学界并未对忻氏藏书进行研究。笔者近日在日本京都大学东方学图书馆发现钞本忻氏藏书目录,根据书目以及其他资料对目前所公认的忻宝华生年问题进行了纠正,并对其藏书特点、藏书珍本略加分析。

日藏抄本《澹庵书目》考

日本京都大学藏抄本《澹庵书目》一册,系梅里藏书家忻宝华的藏书目录。由于该书远在东瀛,已版各书目丛刊皆未收,学界研究亦未涉及。经考证,忻氏藏书于1909年由琉璃厂书商李宝泉整体购买,傅增湘从中挑选数种,而将大部分介绍给天津图书馆收藏。据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可知《澹庵书目》曾有别本两种,分别是天津图书馆谭新嘉批校本及静嘉堂藏抄本,三本文献信息有同有异。通过对《澹庵书目》进行分析,可知忻氏藏书不以宋元版见长,其主要价值在乡邦文献尤其是乡贤如朱彝尊、冯登府等人著述的稿抄本方面。以此书目为指南,可以寻访其中珍贵清人稿抄本之下落,"于吴越文物之邦,访求故家典籍。"

澹归今释“菩萨徧行”的禅观思想及其实践

澹归今释是清初岭南极富争议的一位逃禅高僧。他苦心营建丹霞山道场,反对"以忠孝做佛事",坚持"道法不在节义中",以诗文出入权贵之门;虽然其逃禅行事充满争议,但却倡导解行并重、超脱生死知见,笃行其菩萨行禅观思想。

康熙十二年马元《韶州府志》补阙——以澹归《徧行堂集·韶州府志义例》及康熙二十六年《韶州府志》互勘

康熙十二年马元《韶州府志》16卷,实由澹归和尚纂,今为10卷残本;康熙二十六年唐宗尧《韶州府志》18卷是以马元《韶州府志》为蓝本,其间差异甚少。乾隆四十年因"澹归和尚《徧行堂集》文字狱案",澹归著述皆遭禁毁,这两部《韶州府志》也被芟削;但是《徧行堂(前、续)集》有劫幸本。赵贞信据《续集·重修韶州府志序》对这两部《韶州府志》的关系有初考。将马元、唐宗尧《韶州府志》及《前集·韶州府志义例》互勘,可补马元《韶州府志》之阙。

论陶渊明四言诗之以隐求道

陶渊明四言诗自宋代以后受到好评,《停云》《时运》《归鸟》等优秀的诗篇还能自立门户有所发明,成就并不在其五言诗之下。其诗旨在以隐求道,实为抒发儒家理想的载体;其风格清腴简远、澹穆奇峭,同其五言诗颉颃并进。同时,陶渊明四言诗出入《诗三百》,在精神意趣和形式上继承风雅传统而不受其笼罩,在魏晋诸家后别开生面,不仅体现了陶渊明的价值,也证明了四言诗的价值。

“坐忘”:沈周山水画中的道家思想

沈周山水画中的思想意境与老庄的“坐忘”论相契合。文章从沈周所处的时代背景、家世渊源、交友往来等方面探寻其与道家思想,尤其是与“坐忘”的联系,并以《夜坐图》中的跋文《夜坐记》为例,阐释“静境”与“澹如”是沈周“坐忘”的准备与结果。

澹归今释与韶州知府李复修关系考——以《徧行堂集·李复修序》为视点

康熙初年,李复修在知韶州府、广州府事任上二度为澹归今释《徧行堂集》(《前集》《续集》)作序;《徧行堂(续)集》收录的诗文书札反映出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考证李复修这位重要的作序者,可以确定其为《徧行堂集》作序的时间,有助于《徧行堂集》及其版本源流的研究。

祁氏澹生堂藏书小识——澹生堂重建四百年祭

明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楼,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曾创造辉煌的业绩,可惜世变势移,楼毁书散.文章勾勒了当时重建澹生堂的风貌、史迹以及藏书家之品格,以补史佚.

《澹归日记》的文本问题——《澹归日记》研究之一

《澹归日记》是清初著名遗民僧澹归今释的遗墨,现藏澳门普济禅院。它既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一份罕见的档案文献,对研究清初岭南的政治史、文化史与禅教史具有独特价值。《日记》竖写于一种印有黑色边框及行线的信笺上,共有28页55面,约1.2万字。通过记事,可考证出《日记》撰于清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日记》的记事存在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出《日记》存在着严重的错漏页问题,说明现存文本显示的记事月日(六月廿九日—十一月卅日)是靠不住的。通过逻辑分析,可确定日记文本各页的先后次序,并考证出每篇日记的写作月日,从而避免记事时空关系的错乱。《日记》流到澳门普济禅院与遗民的政治活动无关。僧迹删成鹫是唯一同时与别传寺和普济禅院发生过关系的僧人,《日记》从别传寺流到普济禅院或与他有关。不过,《日记》题跋与钤印却又说明至少到嘉道时期,《日记》还不属于普济禅院。因此《日记》是在何时、因何缘由、由谁带到澳门的,因文献失载,至今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