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实证分析——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利用我国201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异质性环境政策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两大类,参考OECD国家的EPS环境政策强度指标体系建立适合我国的衡量环境政策强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度量30个省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强度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强度;并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自主研发类创新和技术引进类创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政策对两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更容易激发企业进行创新;与自主研发类创新比较,我国企业更倾向于技术引进类创新。此外,分地区探究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发现华北和东北地区两类环境政策影响都显著,华东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影响更显著,西北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更显著,华南、西南无显著影响;从环境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路径上看,华东地区技术引进类创新更明显,华北和西北地区主要通过自主研发类创新,东北地区主要通过技术引进类创新。

环境政策工具组合、环境技术创新与绩效

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与命令控制型工具往往相互结合起来共同影响企业环境创新行为乃至企业绩效,因此有必要验证市场激励型与命令控制型工具的组合对环境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应用调查问卷数据建立完整的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环境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环境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以往大多数产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及其效应研究不同,本研究充分考虑了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和管理者环境意识等变量从而降低了遗漏变量偏差。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有利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部分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如排污收费制度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和排污收费制度、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有利于企业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并促进企业绩效。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异质环境政策、高管风险偏好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多措并举的异质环境政策能否真正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高管风险偏好又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围绕环境政策与高管特征两个维度,以2013—2018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tata15.1实证检验了激励型与惩罚型两种环境政策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异同,以及高管风险偏好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激励型环境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惩罚型环境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关系;高管风险偏好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且正向调节环境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异质环境政策的合理匹配与有序投放,再加高管冒险精神的适度提高,是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有益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