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的激励型立法——基于《拜杜法》的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日益多元化,人工智能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历史性变革。《拜杜法》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人工智能法的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今后,人工智能法制定时应考虑采取“激励型立法”模式,在继承“促进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更好地激励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探讨人工智能激励型立法方案时,首先,应明确立法目的是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次,结合域外经验和本土实践,采取“三分法”的分类分级思路;再次,在激励方式上选择“减少成本型”和“增加收益型”激励;最后,考虑增设一部激励属性更强的“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法”。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激励型法律规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创新活力。

论民营经济的激励型立法

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有必要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从行为主体自身利益来激发市场活力。目前,我国的民营经济立法已实现从“管理型立法”到“促进型立法”的转型。“促进型”立法虽然已设置了一定的激励措施,但仍有大量未解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法律的“利导性”潜力。民营经济立法应走向“激励型立法”,以立法创造增量利益关系。“激励型立法”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借鉴国外在经济立法激励型实践样本中的经验和举措,创造新型利益关系平台和机会,以实现权益分配制度机制的创新。在今后民营经济领域的立法中,要以集群、顺变、利导、赋权、赋能、共享等利益和机会的增量措施来建立激励机制,深度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潜力,让民营经济的创造活力充分施展。

关于加强民营经济激励型地方立法的建议

快速发展的民营经济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相关立法的不足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的推进,激励型立法在立法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对民营经济进行激励型地方立法,能够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民营企业,地方立法应由政策支持推进到立法保障,由制度监管推进到立法激励,在立法程序中注重民营企业的利益表达。从而全面夯实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