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的激励型立法——基于《拜杜法》的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日益多元化,人工智能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历史性变革。《拜杜法》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人工智能法的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今后,人工智能法制定时应考虑采取“激励型立法”模式,在继承“促进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更好地激励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探讨人工智能激励型立法方案时,首先,应明确立法目的是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次,结合域外经验和本土实践,采取“三分法”的分类分级思路;再次,在激励方式上选择“减少成本型”和“增加收益型”激励;最后,考虑增设一部激励属性更强的“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法”。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激励型法律规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创新活力。

刑事实体法的合规激励立法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企业规模、犯罪主体、罪刑轻重、犯罪类型等适用对象方面的持续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刑法教义学困境,由此产生了单位刑事归责原则的重构、合规从宽处罚的法定化、涉企犯罪中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单独规定等刑法修改方面的刚性需求。企业合规刑事实体法修改完善应确立实质激励立法观,坚持合规正反双向实体法激励、事前合规与事后合规并重、单位和自然人责任相分离的立法原则,采取兼顾制度创新与体系稳定、刑事一体化双法联动协同立法、超越回应型修法的统筹激励等立法技术,并在刑法中建立合规激励机制。有鉴于此,企业合规刑事实体法修改可从单位犯罪责任、单位量刑情节、单位制裁方式、刑法分则有关罪名四个方面着手。

中国文化产业的激励性立法

“激励性立法”的提出是中国特色法治创新,其特色之处在于激励性,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性需求。文化产业的特殊性要求、文化行政管理体制革新、文化政策先行、文化产业执法状况等推动激励性立法在文化产业中的适用。通过激励性立法在文化产业中的现有立法思考,可以得出现有“两大支柱”与未来统合立法的基本框架。从立法设想来看,文化产业的激励性立法包含激励性宗旨、激励性原则、激励性主体、激励性行为以及与“激励性”相悖的责任形式等内容。激励性立法在文化产业中的制度探索,为国内外文化法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引航。

非利他性视角下慈善捐赠的立法激励

在慈善捐赠中,捐赠主体往往具有追求精神利益或潜在物质利益等非利他性动机,并能获得相应的非利他效果。慈善捐赠中非利他性的存在有其相应的合理性,但当前立法对慈善捐赠中存在的非利他性方面的认可与支持不足。我国应正面肯定慈善捐赠中的非利他性,同时明确非利他性的边界,在捐赠冠名、税收优惠等方面完善相关立法,以激励和规范慈善捐赠,推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论循环经济立法中的基本激励制度——以回归人性为基础

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的确立和发展有赖于立法的推动。循环经济立法的核心在于,为循环经济提供基于人性的全面而有效的激励工具。这些工具至少应当包括产权、矫正性税收和补贴、成本、资金和需求、信息及对政府的激励。

论民营经济的激励型立法

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有必要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从行为主体自身利益来激发市场活力。目前,我国的民营经济立法已实现从“管理型立法”到“促进型立法”的转型。“促进型”立法虽然已设置了一定的激励措施,但仍有大量未解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法律的“利导性”潜力。民营经济立法应走向“激励型立法”,以立法创造增量利益关系。“激励型立法”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借鉴国外在经济立法激励型实践样本中的经验和举措,创造新型利益关系平台和机会,以实现权益分配制度机制的创新。在今后民营经济领域的立法中,要以集群、顺变、利导、赋权、赋能、共享等利益和机会的增量措施来建立激励机制,深度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潜力,让民营经济的创造活力充分施展。

关于加强民营经济激励型地方立法的建议

快速发展的民营经济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相关立法的不足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的推进,激励型立法在立法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对民营经济进行激励型地方立法,能够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民营企业,地方立法应由政策支持推进到立法保障,由制度监管推进到立法激励,在立法程序中注重民营企业的利益表达。从而全面夯实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基础,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后脱贫时代社会参与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

传统的行政扶贫模式在后脱贫时代面临诸多局限,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实现"单中心贫困治理"向"多中心贫困治理"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市场化的社会主体与行政化的精准扶贫、收益性的社会主体与公益性的精准扶贫、碎片化的社会主体与系统化的精准扶贫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而法律激励机制的引入为张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机与路径。当前我国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层面的"管理型激励"、标准层面的"资格型激励"和方式层面的"帮扶式激励"等问题,故应当针对当前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问题,彻底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激励理念从"管理型激励"向"契约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标准从"资格型激励"向"绩效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方式从"帮扶式激励"向"合作式激励"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效能最优。

经济法视野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激励分析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内含激励的模式,在政府市场化购买、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契约化合作方面存有不同激励面,与经济法的理念相契合。实践层面的检视,可厘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程式,而制度层面的反思,又指出当前制度设计的激励缺位。于是,激励性立法的制度设计颇为必要,宜架构合理的法权结构,并明晰具体制度设计的留意点。

刑事合规的立法考察与中国应对

刑事合规的立法化是其激励机制真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根本之路。域外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刑事法方面进行广泛且持续的立法,包括免责事由、减免处罚、一般诉讼规则、暂缓起诉等,提供了颇为丰富的立法经验。刑事合规的中国化绕不开立法。在实体法方面,单位犯罪的立法调试是重点,既要考虑单位犯罪理论体系的衔接,也要从单位合规计划的构建、实施、激励等方面进行详尽规定。在程序法方面,应激活强制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激励效应,并从立法上予以确认;应通过不起诉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变通适用,进一步探索暂缓起诉制度的中国方案,并妥善处理好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