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激愤式自杀社会意义赋予的探讨——以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为例

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具有"运动激愤"的特征。自杀事件发生后的媒体报道、追悼会与学者评论可以说明自杀被赋予了社会意义。运用社会建构论等理论和方法可以对运动激愤式自杀行动社会意义赋予的过程、方式、话语及其与中国现代社会运动进程的关系作出说明。

“激愤杀人”的立法建议与分析

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激愤杀人"的立法,但司法实践上又作为一个量刑的减轻情节。考察"激愤杀人"的现状,分析"激愤杀人"的理论,比较域外"激愤杀人"规定,由于刑法用语的一致性要求和立法解释的权威性,建议刑法增加关于"激愤杀人"的规定,相继颁布立法解释,对"激愤杀人"本身的含义进行解释和明确,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操作。

“激愤杀人”的概念辨析及司法认定

随着药家鑫案中辩护律师"激情杀人"辩护意见的提出,激愤杀人的理论引起法律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对激愤杀人的成立条件和认定标准并未形成共识,因而有必要予以明确。激愤应当是冲动因素和道德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在司法认定中可以从激愤诱因的范围、激愤的关联性、刺激的强度、实施犯罪的时间要求等方面进行考量。同时鉴于统一激愤杀人的判断标准、减少和限制死刑适用的需要,激愤作为故意杀人罪的酌定处罚情节应当予以法定化。

“激愤杀人”应接受刑法的规范评价

司法审判中,"激愤杀人"一直是故意杀人罪中最典型、最普遍的从轻情节。然而,我国刑事立法领域对"激愤杀人"一直缺乏规范的认定标准,在量刑上也未提供可供参照的准确指引,这不仅对我国刑事立法的明确性有损,更使得立法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有所弱化,造成审判实践的某些乱象。"激愤杀人"作为典型的被害人有过错的犯罪,在立法层面进行规范评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混合规定的立法模式+司法解释"的配套规制是可选路径。

喧嚣者的扭曲主导与对应者的激愤表达及其调适

喧嚣者的扭曲主导在转型社会中较为突出,是探讨很多政治社会问题的关节点。在扭曲的权力的强势主导下,其对应者的表达很难唤起权力者重视,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矛盾不断累积。有的对应者在长久的沉默中不堪重负和丧失自信而选择自毁;有的对应者不再沉默,为表达利益和诉求,到处投诉,越级上访不断;还有的对应者越过生命和道德底线,突然爆发出残酷无情的摧毁力量,表现为残杀、自焚、报复社会、暴力冲突等多种形式,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为了减轻社会冲突的烈度,减少越过道德底线的毁灭和祸害,需要畅通诉求渠道,重视对应者表达的声音,建立权力者和对应者制度化的沟通与平等协商机制、良好的利益表达与调节机制、矛盾化解与诉求解决机制。

追伤自喻抒激愤——读贾谊《吊屈原赋》

贾谊的《吊屈原赋》通过比喻，把屈原的高洁、正直、才能与奸佞小人的贪婪、卑鄙、庸碌相对比，表现了自己的“追伤”、“自喻”的激愤之情，突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混乱。从内容和形式上，这篇赋有着明显的由“楚辞”向“汉赋”过渡的痕迹。

历代文论中抑郁激愤的创作思想

中国古代文论中"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忧时讬志"、"独抒性灵"这四种创作思想,与儒家诗教传统的"圆和"精神相对,呈现出强烈的抑郁激愤的伦理情感倾向。抑郁激愤的创作思想缘起于作家自我诉求的强烈表现欲、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知、对文学本质的审美把握,在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学精神自觉的伦理高度上,实现了文学伦理的现实价值,并最终归宗于传统和谐包容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

“激愤杀人”之构成要件及立法争议探析

激愤杀人比激情杀人在概念上更具优势。激愤杀人是指行为人因刺激而生义愤,又当场因义愤支配而故意杀人的情形。其构成要件包括刺激要件、激愤要件、当场杀人要件、因果关系要件。目前,我国缺乏通过增设激愤杀人罪来降低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的内在动因。考虑到域外立法不一致、当前司法实践问题不突出,以及维护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刑法不宜对激愤杀人规定轻缓的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然而,为提升激愤杀人规定的法律位阶和确保个案公正,刑法作抽象的从轻规定是合适的。

激愤杀人条文设置初探

激愤杀人是指受到被害人重大过错刺激,导致行为人处于强烈的冲动下即刻或在合理的时间内自愿实施的杀人行为。对于激愤杀人,基于复合的冲动因素和道德因素的考虑,应当从宽处罚,但我国现行立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得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实践中适用标准混乱。考察各国对于激愤杀人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刑事立法体系实际情况,可采用"修正案+解释"的方式将激愤杀人在故意杀人罪中明文规定。在刑罚配置方面,需注意区别于"情节较轻"且明确排除死刑的适用。

论激愤犯罪的司法认定与立法规制

我国目前没有激愤犯罪的相关立法,故司法实践中仅将其作为酌定情节,产生了立法、司法、理论在该问题上的恶性循环。激愤犯罪的发生机理是:刺激-激愤-犯罪,其诱因范围限于非法刺激。激愤强度为忍无可忍,足以使行为人自我控制能力丧失或严重削弱。激愤失控与实施犯罪之间不存在冷静期。其犯罪对象以诱因施予者为原则,伤及无辜为例外。其罪种范围特定限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由于行为人控制能力减弱且主观恶性较小,加之被动的犯罪动机,呈现犯罪由外因主导而内因次弱的状态,依刑罚目的之并合主义无需重刑。激愤犯罪的立法进路是: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后增设第三款。

“激愤杀人”的刑事立法初探

"激愤杀人"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已经占据较大的比重,但我国目前对其并无法律的直接规定,也未将其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法定从宽情节,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裁量标准不一。在刑法中明文规定"激愤杀人"行为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只有符合无事先预谋性、被害人过错性和行为的当场性三个成立要件的故意杀人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激愤杀人"。在定罪方式上,采取"条文+司法解释"的方式是比较妥当的。在刑罚配置上,要注意考察域外立法以及我国关于直接侵犯公民生命权的刑罚配置体系。

“激愤杀人”立法研究

无论是基于社会的现实需要还是立足于刑法理论,增设"激愤杀人"的刑事立法已成为必然。本文在论证了立法必要性的前提下,就"激愤杀人"的立法模式、认定标准以及量刑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在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条文中增加一款:"激愤杀人的,不适用死刑";并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将"激愤杀人"认定为:由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而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刺激,行为人在绝望、暴怒等难以控制的激愤情绪状态下当场杀死被害人的行为。

激愤与感伤:李商隐诗歌的两大情感线索

在李商隐的诗歌中,大致存在着两条情感线索,第一条可以"激愤"概括之,代表作品有他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时事诗以及以咏史为名的政治讽刺诗等。第二条可以"感伤"名之,代表作品有《锦瑟》和与之相类似的许多无题诗,以及不少的咏物诗等。这两条情感线索,一刚一柔,一显一隐,又相辅相成,相交相融,共同构成了李商隐诗歌在情感上的基本特征。

激愤杀人刑法规制辨析——以“应当”从轻量刑为切入点

司法实务中频发的激发杀人案件引起刑法界的关注和侧目,对激愤杀人的量刑和定罪模式更是观点各异,但通说认为激愤杀人的特殊构成要件——被害人的不当言行是导致激愤杀人的起因,因此对激愤杀人行为人予以从轻处罚。激愤包含"义愤"和"愤恨"两种情形,给予"一刀切"的刑法规制办法不符合罪行均衡原则。生命法益的贵重以及行为人完整的刑事责任能力也决定了并非所有激愤杀人都应当从轻处罚。因此,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进行指导,并参考激情杀人审判实例,应该是激愤杀人刑法规制的可行路径。

激愤杀人案件“二元数值型”量刑方法及法定化研究

故意杀人罪在我国刑法中不容忽视,其量刑幅度从死刑到免除刑罚,涵盖了所有程度、种类的刑罚。激愤杀人在现实社会中频繁发生,但这种犯罪有特殊性,量刑也应当区别于其他犯罪。文章主要围绕影响激愤杀人案件量刑的各项因素,结合各国的立法例,提出更为合理的量刑模式。同时,其他激愤犯罪行为,与激愤杀人行为具有共性,可以类比完善其他激愤犯罪现行立法。

激愤杀人的名实管窥与入刑思考

激愤杀人作为一种特殊样态的杀人行为,古已有之。成立激愤杀人应当同时满足起因要件、主观要件、时间要件以及结果要件。作为司法中的酌定量刑情节,激愤杀人的法定化既存在着深刻的理论根据,也面临着真切的现实呼唤。将激愤杀人纳入现行刑法,宜依循条文修改结合立法解释的路径,对故意杀人罪的条文作适当调整,并通过立法解释规范激愤杀人行为的具体内涵。

激愤杀人刑事规制路径及立法提倡

我国刑法中故意杀人罪的规定过于简洁,致使司法实践中对于激愤杀人的认定和处罚标准不一。需要明辨"激愤"与"激情"的区别,明确"激愤杀人"的概念界定,较一般故意杀人行为而言,其被害人具有过错分担刑事责任,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和预防必要性降低,进而奠定了对其从宽处罚的法理基础。因此,应当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增加对于激愤杀人特殊处罚的注意规定。

激愤杀人的刑事立法规制

激愤杀人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情形之一,并未规定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之中,但国外刑法不乏相关成文法将其细化并明确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在激愤杀人的认定标准方面,应从主观要件、起因要件、时间要件等多个方面综合考量。对于激愤杀人的犯罪构成要件和量刑标准,有必要通过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建议采取将激愤杀人罪作为与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并列罪名的单独立法模式。

激愤人员的应对策略与劝解技巧——以群众工作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有了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浮躁的心态以及获得感的缺失,极易引发部分人员的激愤情绪,如果这种负面情绪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解,就会带来治安隐患,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原理,在深入分析当前激愤情绪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探讨了在群众工作中如何应对激愤人员的策略,并在操作层面总结了应对激愤人员的沟通劝解技巧。

“严格执法”何需待“群情激愤”

继不久前的"新型地沟油"风波,"毒胶囊"再次把浙江拉入舆论的漩涡。事件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部门迅速做出回应,要求彻查、问责。细究近几年接踵曝出的"染色馒头"、"牛肉精膏"、"三聚氰胺奶"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