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和启蒙到激进启蒙——阿伦·盖尔对生态文明出路的哲学考辨及其理论得失

当代著名环境哲学家阿伦·盖尔提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并进一步从哲学维度考辨其出路,认为只有走有别于温和启蒙的激进启蒙之路方可创造生态文明的未来。激进启蒙的本质在于恢复宏大叙事的人文主义,克服"零敲碎打"思维或"技术行话"现象,从而实现文化转型,为走向生态文明铺平道路。这条激进启蒙之路强调了哲学之于一种文明形式(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深化了人文主义之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诠释意义,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然而,其理论旨趣亦有导向去政治化、伦理至上主义以及宗教神学的风险。对待盖尔的观点,我们应从总体上保持客观公允的辩证审视立场,确保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探寻生态文明的未来之路。

恩格斯的宗教批判:从激进启蒙到合理启蒙

宗教批判是启蒙的主题之一,恩格斯宗教批判的理论视域经历了从激进启蒙到合理启蒙的转变。青年恩格斯的激进启蒙立场始终捍卫启蒙理性主义,表现为对基督教信仰的否定,指责基督教信仰是虚无的。在创立唯物史观以后,恩格斯则不同意对启蒙的激进化、极致化推进,不再指责宗教是虚无的,而是深入探讨了宗教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体现了恩格斯宗教批判的合理启蒙立场。合理启蒙视域下的宗教批判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供了有益启示。

合理启蒙与激进启蒙:马克思与尼采

马克思和尼采都曾激进批判近代资产阶级启蒙,但他们否定的不是所有启蒙,而只是特定启蒙,他们力主推进更健康、更积极的启蒙。马克思反对消灭分工、国家、合理制度的无政府主义激进启蒙,尼采反对知性启蒙。尼采认为只有在哲学层面推进启蒙才是深刻的,而马克思认为只有把启蒙从哲学和政治推进到经济社会层面才是深刻的。马克思愿意谈论具有经验基础的、特定的启蒙,尼采却喜欢在关涉未来的历史大尺度中谈论问题。马克思认定启蒙是标准的辩证现象,不喜欢“辩证”一词的尼采同样肯定启蒙过程的复杂艰辛。进一步推进启蒙,马克思寄希望于理性智慧,尼采寄希望于勇敢和勇气。后现代主义把他们解释为反启蒙,是误读;他们都明确反对现代犬儒主义、虚无主义,都是深刻的启蒙思想家。

温和启蒙、激进启蒙与法

欧洲法律史存在着一个重大疏漏,即人们忽视了文艺复兴所引起的激进启蒙,以至对于欧洲法律传统的理解长期陷于困惑。本文在梳理激进启蒙思想史的基础上,指出激进启蒙曾受到温和启蒙人物的全力压制。如果后者成功的话,民主主义就不会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得到发展。激进启蒙对我们今天理解法的最大启示是:法的重新定义与争取自由是相结合的。法律是公民尊严和自由的"储藏室"——这是19世纪末以来许多法学和哲学流派的出发点。

博丹与加尔文的历史对决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自1541年的法文版问世后开始"风靡一时",此书"行文清通优雅","叙事清晰、包罗万象却又井然有序",史称"法兰西民族的一大文学瑰宝"。然而,这部写给大众的读物看似与政治不相干,却给法兰西王国带来分裂性内战。博丹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在此25年后问世,为法兰西王国克制国家分裂殚精竭虑,显得有意针对加尔文的《要义》。晚近350年来,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的是加尔文的《要义》,而不是博丹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由此可以解释当今全球化激进政治的源头。

现代性与传统——西方视域及其启示

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传统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与现代性相对峙。激进化启蒙片面强调现代性与传统的对立,通过把传统置于理性对面而否认传统的价值。实际上,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存在着辩证的互动关系,传统的结构性内容在现代性中既被消解又被重建,而现代性的秩序则充斥着不断进入时间意识的传统流传物。因此,传统需要现代性,现代性也需要传统。呵护传统和现代性之间互补式默契关系的良方是,摆脱启蒙自负心态,回到有限思维的界线意识上来。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不仅知道自己使用理性的正当范围和界限,也懂得敬畏传统和习俗。惟其如此,现代与传统才能各安其位,交往互动,相映生辉,表现为思想对同一世界的不同对待。

“可持续发展”到“生态文明”:赢得生存之战——国外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的释义

对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错误定位导致了应对生态问题的失败,生态环境问题被逐步边缘化。"生态文明"可以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替代模式。如果"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在西方兴起,中国将会在生态治理的国际舞台获得更大话语权,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生态文明"使人类重新思考生命的基本目标,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蓝图,并激励人们创造一个新文化、新秩序,从而为社会以及经济转型提供文化基础,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美创造客观条件。

从“可持续发展”到“生态文明”:打赢生存之战

那些尝试解决生态问题的人把可持续发展概念置于核心地位,可能是他们失败的主因之一。其讨论框架确立了当下问题的先后次序并把环境议题边缘化了。“生态文明”这一提法被当作另一种解决办法。中国倡导的是“生态文明”背后的重要支撑力量。如果西方接纳了这一概念,那么中国会更有行动力。这一概念使得彻底重思生命的基本目标成为可能,并为我们描绘了另一种未来。它既能给人以鼓舞,也能为文化、社会和经济变革提供必需的文化基础。而这些文化、社会和经济变革对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言不可或缺。在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中,人们为身处其中的生态系统增砖添瓦而非自毁长城。

法律与生态文明

为恰当地发挥法律的社会功能,即法律是为了解放人民而不是把人民沦为权力精英的工具,就需要树立正确法律观念指导下的生态世界观。现代工业文明面临的最大危机以及这种危机所带来的所有其他难题,包括现代法律制度的失败,都是全球生态系统的危机以及人类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危机。在这一危机中蕴含着一种持续存在的宇宙论,这种宇宙论认为不仅人类是有感觉能力的、有创造性的社会存在物,而且生命本身也是如此。孤立地为激进启蒙运动的社会哲学作辩护是不够的。相反,有必要为激进启蒙运动的宇宙论作辩护,并通过发展这种宇宙论来提供秩序观念,以此来支撑社会的法律制度。这种宇宙论本质上是过程形而上学宇宙论,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宇宙论。

马克思主义与创造环境可持续文明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商品化及其生产模式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易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普遍的奴役。因此,人类必须回到马克思以及塑造了马克思思想的那种激进式启蒙的思想传统中,重新理解世界和谋求人的自由,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奴役,并在现有条件下根据地方特征建设共同体社会,尊重和激发人的创造性潜能,设计出能够走向环境可持续文明的思想方案和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