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体视角下网络激进女性主义的污名化行为研究

2020年以来,国内网络上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污名化现象日益显著。以反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女权吧吧”中的讨论内容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100份样本编码,从建构主体角度探究激进女性主义污名化行为的特点和动因。结果显示,建构主体主要通过污名化的方式完全否定激进女性主义者争取女性权利的行为,这源于建构主体在男性“第一性”地位上所产生的两性基本平等论、两性不可能平等论以及平等无关性别论三种群体认同。因此,这种对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污名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维护“第一性”特殊利益的建构主体的网络共谋行为。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科学观浅探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阵营中的两大主要流派,在女性主义理论与批判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们进入科学领域,分别形成自己独特的对于科学的不同看法。本文拟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科学观与激进女性主义科学观的渊源、对科学的批判以及所产生的意义这三方面进行简要剖析。

《男孩别哭》中的激进女性主义色彩分析

作为女性主义电影的代表作品,《男孩别哭》似乎因画面阴暗、故事情节惨烈而不被观众喜爱,但实质上人们对它的排斥只是缘于心底的悲伤。在激进女性主义视角的解构下,我们看到的是男权制社会中女性所受的压迫与伤害,以及布兰登这类激进女性主义者大胆抗争却结局惨烈的悲剧命运。女性导演金伯莉·皮尔斯在尽可能地追求真实的基础上,对布兰登这起社会案件做了深入研究,以直白且震撼的方式向观众传达了女性对抗与颠覆男权话语的必要与艰辛。

论激进女性主义的婚姻观

激进女性主义者在婚姻观方面采取了一种极端方式,揭露家庭制中广泛存在着的对女性压迫的男权制,主张抛弃婚姻与婚姻家庭,同时也质疑爱情。对婚姻认同与否的选择势必推动婚姻观、婚姻形式、婚姻制度呈多元发展的态势,这也必将对男女的社会、婚姻家庭地位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加速推进人类的文明进程。

从激进女性主义到国家女性主义——以韩国总统朴瑾惠为例的分析

朴槿惠是韩国乃至现代东北亚地区的第一位女性国家领导人。她的成功当选,可以说是"雌雄同体"的胜利。"雌雄同体"是激进女性主义的理想,是希望个体能够将男性和女性有价值的特质结合在一起,以此消灭两性差异,实现两性的平等与公正。国家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要积极促进女性参政,使国家的政策制定能够实现妇女运动的诉求。朴槿惠的成长经历,造就了她雌雄同体的性格,她既有男性的坚定冷静,也有女性的温柔亲切等特质。

近年来美国刑事法律政策改革之评析——一种激进女性主义的进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刑事法律政策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特别对与妇女相关的一些犯罪的法律的改革更是引人注目。支持和影响这场改革的主要力量就是激进女性主义法学派。激进女性主义法学的改革进路为妇女获得平等权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其对西方刑事法律传统基础的颠覆却可能走向另一种极端。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激进女性主义的功与过——以湖南醉酒女生案件为例

本文拟从激进女性主义的含义、意义着手,以最近热门的湖南醉酒女大学生案件为例,分析激进女性主义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以更针对性和客观性的角度来研究激进女性主义的媒介批判。

《蜜蜂的秘密生活》:激进女性主义的乌托邦

通过对蕴含在小说《蜜蜂的秘密生活》中的激进女性主义意识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总结出该小说采用了两种策略反抗父权制:建构女性家园和女性宗教。小说中的女性家园里人们相互团结,不依附男性,享有女性自主权,并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小说作者基德对该家园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采取淡化,表明了它的乌托邦性质。而其乌托邦性质表明,建立在刻意淡化和削弱与男性联系基础之上的女性家园,并不可能真正消除现实社会的性别和种族问题。

激进女性主义与西方女性体育实践

激进女性主义将运动中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视为父权制的结果。激进女性主义在体育领域对父权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父权制暗含的男性身体优越性、父权制下的体育权力机构以及女性体育的男性中心取向等3个方面。激进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气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并且可以通过运动予以解构和重建;女性对男性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挑战了传统的性别理解,同时,男性参与女性传统项目对于其人格的完整发展也是有益的。从本质上讲,激进女性主义所运用的是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其力图通过对运动意义和流行方式的重新界定来实现实质性的性别平等。

“家庭天使”与“反叛天使”——论激进女性主义视角下爱格尼斯与安娜的人物形象

爱格尼斯与安娜分别是《大卫·科波菲尔》与《五镇的安娜》中的女主人公。二者都成长于父权制的殖民化教育,但由于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使得她们一个成为了"家庭天使",另一个则成为了"反叛天使"。从激进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爱格尼斯与安娜的人物形象,可以发现无论是逆来顺受的爱格尼斯还是有反叛意识的安娜都难逃命运的悲剧,从而揭示了父权制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之一。

激进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玩偶之家》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是现实主义戏剧的佼佼者之一,其现实时期的作品对于大众有着重大影响及贡献。其中《玩偶之家》可谓欧洲戏剧史上第一部现实戏剧。试图以激进女性主义观点,分析《玩偶之家》中的女性意识。在剧中易卜生把人性的贪婪、自私、虚伪表现得淋漓精致,抨击了当时的封建社会及父权制度,唤醒了女性自我意识。

试论激进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整容技术”

21世纪以前,西方学界对“整容”现象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整容的态度”“选择整容的人群特点”两个方面。而现如今,各学术界对“整容”现象的关注已是方方面面,从整容技术的创新发展、整容科学与技术的合理性,再到整容技术对身体社会学方面的各项研究等等,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新趋势。文章就“整容技术”本身而言,尝试讨论激进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整容技术”,对激进女性主义针对整容现象对女性的影响进行与时俱进的辩证讨论。

激进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非正规劳动、多数世界以及对包容性理论和政治的需求

在对社会再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非正规劳动和非正式劳动的兴起和作用,并将其纳入到对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中。当前,社会再生产领域和活动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价值生产:第一,通过直接加强劳动控制,这种劳动控制提高了剥削率;第二,通过吸收资本系统性地将再生产成本外部化,这种外部化成为对资本的一种事实上的补贴;第三,通过扩大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而直接生产价值。然而,由于理论、政治和地理上的原因,从事社会再生产劳动的无薪劳工仍然没有被承认为劳动斗争的主体。为此,文章试图构建一种包容性的政治理论,将所有的有薪劳工和无薪劳工纳入其中,进而构建生产斗争与再生产斗争之间的相互支持。

现代技术与“性别统治”:激进女性主义的技术观

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激进女性主义,将"技术"纳入了其研究视野。在激进女性主义看来,生育技术是父权制压迫女性或男性向女性生育权力领域进攻的武器;医疗技术因"缺乏女性的声音、立场和视角"而使女性在医疗技术系统中成为"他者"。整容技术带给女性的只有"对女性身体的殖民"。避孕技术、"人造子宫"技术等引领的"生物科技革命"是女性摆脱成为"生育机器"从而实现性别平等的良好契机。总体上,激进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对现代技术呈现出某种矛盾的心理。相较于其他女性主义流派,它在更深层次上突出女性价值、立场与视角来阐释技术,这对技术领域性别平等问题的解决是有利的。但它凸显性别差异,过度张扬女性价值,以摆脱"性别统治",这等于变相承认了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及其现存"合理性",使其在技术领域追求性别平等呈现简单化与"粗暴化"特征。

激进女性主义视阈下的电影《七月与安生》

电影《七月与安生》以细腻的影像符码与"告白体"的电影文本对白,将来自不同家庭构建中的两位女孩的"女性情谊"予以呈现。本文以激进女性主义观点探讨《七月与安生》中的"女性情谊"的表达,解构在父权制度下的家庭权利谱系中隐藏的权谋关系。由于父亲的"缺席/失语"与母亲的"失职/失能",女性开始打破父权制度下的性别围困迷思,积极探求多重主体下女性自我命名的策略表达。

现代技术与"性别统治":激进女性主义的技术观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激进女性主义,将“技术”纳入了其研究视野。当女性解放运动的触角,慢慢地从传统领域延伸至“技术”领域时,发现对技术进行性别审视,有利于推动女性解放运动,促进性别平等。

平等的追求抑或一种新父权——美国女性主义法学视野中的刑事法律改革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激进女性主义法学对美国刑事法律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主张修改传统刑法的强奸定义,取消强奸犯罪被告人的无罪推定原则;另一方面,试图扩大传统正当防卫理论的适用范围,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为受虐妇女犯罪成立提供辩护理由。试想当激进女性主义法学企图颠覆某些西方法律传统之基础之时,是否亦是偏离其追求平等理念之开始?

生态女性主义:发展中的生态伦理文化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此,本期我们编发了这一组以不同角度阐释当代最重要的三大生态学学派思想的文章。陈世丹、吴小都的论文"社会生态学:走向一种生态社会"指出,社会生态学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坚决地定位在人统治人的关系上。对自然的统治是社会中人统治人的产物。社会生态学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漫长的自然进化的产物应归入自然,走向一种生态社会--一种非等级社会制度与感知的组合。李金云的论文"深生态学:一种后结构时代的启蒙辩证法"认为,为了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深生态学指出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现有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深生态学确立了两个原则:自我实现与生态中心主义平等。王桃花的论文"生态女性主义:发展中的生态伦理文化"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的宗旨在于揭示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把反对压迫、解放妇女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社交媒体助推女性主义第四波

女性主义第四波有两条线索,一为美国女性大游行带来的女性参与选举浪潮,一为Me Too运动引发的反性骚扰运动。第四波的特征非常鲜明,包括使用社交媒体、波及发展中国家、议题具体和文化性强、参与者性别身份多元化和运动成果突出。基于不同理论的比较,第四波实质为修正的激进女性主义。

西方女性主义社会福利思想述评

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认为主流社会福利思想在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三个主要领域内维持、塑造、生产和再生产的性别差异和性别不平等,直接给女性带来了负面影响,从而深刻地损害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观。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女性主义理论的三大流派不仅批判了主流福利思想的性别盲点和性别中立问题,而且还致力于重新解释和修正其相关议题。正是由于女性主义者这100多年来的努力使得女性与福利议题进入主流社会福利话语空间,并使其范围扩大至儿童照顾、再生产权利、收入维持和收入保障、离婚、教育、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等诸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