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濂洛的叙事与故事

虽然后世认为朱熹是周程授受问题的提出者,但南宋士人在文本的阅读中,得出二程之学来自濂溪的说法并不少见。相比之下,朱熹的濂洛叙事最为系统,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论及濂洛师承相传的话题,又通过构造周程文本相似现象的联结来建立濂洛之间的思想接续,并以再文本化的方式,重新勾勒濂溪之学“以象论学”的奥义。通过在府学、县学修建濂溪祠堂与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祠堂,南宋士人的濂洛叙事落实为具体的社会行动。濂溪祠堂与三先生祠堂固定了濂洛传承的叙事模式,祠堂中主祀与配祀的关系使得濂洛道统获得了实体的形象。作为道统传承的象征,濂溪祠堂或周程三先生祠堂是一篇神圣的文本,人们利用各种共同的仪式实践来维持并强化濂洛道统的认同感。乾淳以后,“濂洛”作为重要的关键词,其意义在不同人、不同语境的使用之中呈现出来。随着朱熹进入濂洛的编码体系,“隆道统”的仪式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涉及象征体系中的程张座次排列时,序列化的诉求以及说明其中的理据经常出现在时人的讨论之中。不过,一直到元明时期,濂洛关闽的序列才成形,并最终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影响至今。

《濂洛风雅》与理学诗观

理学家对诗歌从视为末技到认识它的作用,有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直到最后编订《濂洛风雅》,以"风雅"理学诗教观的贯彻、诗作者与道统谱系的平行而获得了理学诗谱的建立。《濂洛风雅》可以说真正代表了"风雅"理学诗观的建立。

濂洛风雅论

“濂洛风雅”是以理学为精神底蕴、代表“濂洛诗派”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诗作。从周敦颐、程颢到杨时、陈渊等的诗歌创作,显示为濂溪范式、明道范式和道南范式的承传延衍过程。“濂洛风雅”所表现的诗歌语言风格、诗歌审美境界以及独特文化心理意识、社会心理意识,在比较深刻的层次上反映了理学家的灵魂,它的各种范式都融入了各自的学术个性。

《濂洛风雅》问题举隅

《濂洛风雅》是宋代理学家诗歌总集,它荟萃了周(周敦颐)、程(程颢、程颐)、朱(朱熹)一派理学家诗歌,充分体现了道学之诗的本色。《濂洛风雅》在编刻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序文错页,作品署名脱落,诗人名与字混淆等。这些问题又以目前通行的《丛书集成初编》本为甚,给人们的使用、传播带来诸多不便。今就所见诸本加以比勘,以申明《濂洛风雅》存在的缺憾。

濂洛风雅的主潮及其余波流衍

宋代理学诗派有五祖一宗、二流三派,逻辑发展过程可分为六期。五祖为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一宗为朱熹。二流指雅流和俗流。三派为放旷派、洒落派、敬谨派。以理学为精神底蕴、体现了濂洛理学诗派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诗作称为"濂洛风雅"。周敦颐诗歌是"濂洛风雅"之初澜,二程及其门弟子的诗歌是"濂洛风雅"之主潮,南渡后的洛学后学之诗为"濂洛风雅"的余波。在武夷理学诗人群体中,崇安刘氏家族起着骨干作用,刘子翚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诗教和创作实践为朱熹指明了诗歌创作的方向。朱熹既是思想史上的泰山北斗,也是理学诗派的集大成者。

历代题咏濂溪理学的诗歌初探

理学鼻祖周敦颐开创了濂学一派,随着他地位的提高,自宋至清,世人围绕周敦颐写作了不少诗歌,目前主要保存在不同版本的《濂溪志》、《濂溪集》和《周敦颐集》里。这些诗的类型主要有与周子的赠和、祭祀周敦颐、在周子遗迹交游、拜谒、表达对周子的怀念、阐发周子哲思等,具有鲜明的理学诗的风格,都围绕周敦颐选取意象等特点。展开对这些诗歌的研究,能系统了解濂学在诗歌史上的影响和表现,对于推进濂学研究,很有价值。

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

依据钱穆先生之说,对宋代的"新儒学"之称可有广狭之别,即广义的"新儒家"包括范仲淹、欧阳修和"宋初三先生"等,而狭义的"新儒家"则专指宋明理学家。朱熹所说"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即以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等为理学的先驱。范仲淹是宋代"新儒学"的开端,而"宋初三先生"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对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濓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都与范仲淹及其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理学家诗的消失——以钱锺书的论述为中心

钱锺书在不同时期的著述中认为大部分理学家诗是"讲义语录之押韵者",是"押韵的文件",没有审美价值,不能称之为诗。这种批评体现了其思想"趋时"的双重性:表层的与意识形态规训相呼应的"趋时"和深层的与20世纪以来借助西方思想"重估"中国传统的潮流相激荡的"趋时"。前者表现为在《宋诗选注》中理学家诗的大规模缺席,后者表现为他以理念说、审美无功利说等西方现代美学观念为理论资源"重估"理学家诗与中国诗学传统,对诗的认识亦借此发生颠倒性转变。因此,宋诗乃至中国诗学的丰富性面相遭到压抑与涂改,诸多不利的诗学后果亦由此引发,对此不能不深长思之。

新罗末期至朝鲜前期韩国汉诗的唐风宋调

本文总结了新罗末期到朝鲜前期韩国汉诗诗风的变化情况,并分析了原因。新罗末期到高丽前期,韩国汉诗整体在唐风的影响之下。受遣唐留学生及科举制度的影响,新罗末期的汉诗表现为晚唐风;高丽前期社会稳定,持续实行科举制度,汉诗表现为初唐、盛唐和晚唐多种诗风并存。高丽中期到朝鲜时代前期,宋风渐渐兴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高丽中期苏轼诗文传入,高丽诗坛掀起了苏轼热潮,苏轼对韩国古代诗坛产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高丽后期在性理学影响之下汉诗表现为濂洛诗风,探索事物哲理,关注现实;朝鲜时代前期,注重修炼诗法和句法的江西诗派影响逐渐扩大,朝鲜诗坛出现了“海东江西诗派”。

丁愚潭先生四诗之儒贤意蕴

愚潭先生于理学,以《四七辨证》贡献最大,由此知名。其诗咏作品,传世甚少。学者迄今鲜有论述。那么愚潭之于诗学,其才情如何,即成疑问。自宋周濂溪至朱晦庵以来,理学诸儒多能吟咏,故有"濂洛风雅"一派。愚潭之诗与其理学著作,究竟具有何种关联,亦成疑问。愚潭终身不仕,儒书之外,又谙熟佛典与仙道,又性好游观,凡此种种,就外表而言,则似介于儒学与佛、道之间。那么,愚潭先生之立身,究竟为儒家?为佛道?亦颇有探讨价值。其一生学养所归,是否醇儒,仍须辨明。

宋代理学诗派研究

理学诗派是宋代诗坛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它有自己的创作队伍,有数量可观的作品,有一定的创作主旨,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并有一些重要的个人别集、几家酬唱集及多家选集。它不应当被文学史忽略,文学史应为其留下一席之地。这才有利于整个宋诗乃至中国诗歌史的研究。

牟宗三论陈白沙心学评析

牟宗三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建构新儒学道统时并没有给予陈白沙心学及江门学派充分的肯定。牟宗三认为,陈白沙的体证工夫缺乏充分而笃实的践证,他对心体的体认流于玩弄光景,未能真正建立心学系统。刘宗周的儒学既继承了程颐、朱熹关于性体的理论精髓,又继承了陆九渊、王守仁关于心体的理论精髓,是新儒学道统的殿军。事实上,无论从师承关系上讲,还是从学派传承的内容与特征上讲,刘宗周都属于江门学派。陈白沙所构建的心体、道体体系经由湛若水、唐枢、许孚远依次传承至刘宗周、黄宗羲,陈白沙心学及江门学派是濂洛正宗。牟宗三对陈白沙心学及江门学派的定位失之偏颇。

《全宋诗》重出、失收及误收举隅

一、《全宋诗》重出诗考《全宋诗》第8册卷411页5066周敦颐诗《暮春即事》。按:《全宋诗》注云:"本诗《后村千家诗》定为南宋末叶采作。"此诗重出于《全宋诗》第63册卷3338页39858叶采名下,题作《书事》,出自宋金履祥《濂洛风雅》卷五。于济、蔡正孙编集《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下简称《诗格》)卷一○,此诗亦署叶采。则此诗应为叶采所作。

《四庫全書總目》"道學負面評價"文本的生成——以紀昀對宋代别集提要的修改爲中心

《四庫全書總目》多次提及金履祥編纂的《濂洛風雅》,且語帶譏諷.不過,較早的提要稿中往往並無鄙夷《濂洛風雅》之語,而紀昀卻曾以此書爲詩歌創作的反面典型.結合紀昀在《總目》編纂中的特殊地位,《總目》中的批評極有可能爲紀昀在修訂中所增.紀昀對《濂洛風雅》的不滿,根源在於他對宋明理學的貶抑態度.通過考察《四庫全書》所收的八种宋人文集提要,比對《總目》提要與提要初稿之間的差異,發現兩者在對理學的評價上大有區别,或增益對所謂"理學習氣"的批評,或補入對理學人物的負面評價.《總目》中對"道學"持負面評價的文本,或許因紀昀"排抑宋學"的個人立場而最終於定稿過程中方得以生成.《總目》的編纂中,前後體現出的學術立場有很大的變化,《總目》最終呈現出的學術取向恐怕也並不能完全反映四庫館整體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