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特征研究

介绍濒危世界遗产概况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和时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洲际濒危世界遗产的数量分布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非洲的濒危世界遗产数量最多,且濒危率最大;濒危世界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亚洲,濒危世界自然遗产主要分布在非洲。从纬向分布看,濒危世界遗产主要集中在低纬度地区和北半球中纬度地区;1978年以来濒危世界遗产的演变大致分为缓慢增长(1978-1991年)、快速增长(1992-2004年)、起伏调整(2005年至今)3个阶段。《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类型结构相对平衡,世界文化遗产的濒危率(2.4%)数值较小且较稳定,世界自然遗产濒危率(6.9%)数值较大且波动较为明显。欧洲、北美洲、南美洲濒危世界遗产数量增减较小,而亚、非两大洲数量波动较大,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濒危世界遗产数量波动的主要原因。

城市发展建设与遗产保护——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得到的启示

中国现在正处于城市建设与更新的高潮期,在遗产区及其附近,城市发展建设与遗产保护往往是矛盾的关系,城市建设往往威胁着遗产的价值。遗产的价值正在遭受着怎样的威胁?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挽救和恢复?《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里的典型案例会给出一些启示:即怎样才能摆脱城市发展建设对遗产地的威胁,最终达到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和谐状态。

濒危世界遗产：理论与实践的困局

与《世界遗产名录》一样,《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也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在世界遗产舞台上谋求利益的工具,与国家形象的塑造紧密关联.无论是积极寻求列入濒危遗产,还是拒绝进入《濒危名录》,其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与国家所寻求的国际地位、国际社会互动模式、国内政治特征等都有着密切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现阶段的对策是努力纠正对于"濒危遗产"的误解,但如果不能同时考虑到各国的政治诉求而在政治和技术两个维度间寻求平衡,困局将无法打破.濒危遗产或许会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分析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对策

研究导致世界遗产"濒危"的威胁因素能够为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提供重要借鉴。对全球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定量统计发现:武装冲突、管理不力、工程建设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共同面临的三大威胁;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濒危因素还包括城市发展压力、不合适的维修/重建等;世界自然遗产濒危因素则还包括非法偷猎、捕捞,以及林业采伐、农业种植、放牧等农林生产活动等。中国世界遗产面临的首要威胁因素是旅游发展压力,管理问题、城市发展压力、水利工程建设等也较为突出。提出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建议:明确遗产旅游价值取向,加强高峰期游客管理,控制旅游设施建设规模;提升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探索世界遗产管理的新体系、新思路;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积极预防极端自然灾害的破坏;严格控制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道路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等。

濒危的世界文化遗产

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保护埃及因建阿斯旺大坝而即将被水淹没的文化遗产,开展了国际救援行动,首次发出了全世界协力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的声音。1966年,意大利威尼斯水城遭受水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发起保护威尼斯水城的国际行动。可以说正是这两次成功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救助行动,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2届会议召开《世界遗产名录》新增27处遗产地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2届会议于7月2日～10日在庆祝建城400周年的加拿大魁北克市举行。包括观察员和媒体在内的800多位与会者出席了此次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对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恰逢魁北克建市四百周年纪念表示祝贺，对去年引入的对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遗址地加强监测的新机制表示欢迎．并且强调了教科文组织在“促进专业交流，以及在观点、经验和技术交流基础上帮助各利益攸关方达成共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世界文化遗产列入濒危标准的发展与当前困境

自1979年至今,《世界遗产濒危名录》已建立40年的时间,《濒危名录》成为促进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水平提升,促进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重要工具。文章系统梳理了历次《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对于文化遗产列入濒危标准的修订,并参照列入濒危标准,整理了87次咨询机构建议列入濒危的文化遗产地面临的威胁因素、影响和最终决议情况,以呈现不同时期世界文化遗产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咨询机构、委员会和缔约国等不同身份世界遗产项目参与者的不同主张。通过对若干存在争议的建议列入濒危的文化遗产案例分析,文章试图展示文化遗产列入濒危标准和机制层面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以期为未来《世界遗产濒危名录》的进一步完善提出有益的建议。

文化遗产保护不要画蛇添足

7月14日《杭州日报》报道：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本周向法国政府发出警告，若在半年内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闻名于世的拉斯科洞穴壁画遭受真菌侵袭，这一古迹将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你不能杀死一只下金蛋的鹅——专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拉奥·基肖尔

自1987年北京故宫、长城、泰山等成为首批“世界级遗产”后，30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这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30年，如何在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中寻求平衡，尤其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怎样守住珍贵的遗产？记者近日专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拉奥·基肖尔。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召开

7月16日至31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召开,大会吸引了来自57个国家的外交官员和3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大会采取线下加线上的办会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线审议了2020年和2021年两个年度的世界遗产项目,更新了世界遗产列表、濒危世界遗产列表、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列表3项重要列表。

国外资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千事奥德蕾·阿祖莱在非洲世界遗产日上致辞5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在非洲世界遗产日上致辞,这是第三个非洲世界遗产日。奥德蕾·阿祖莱说,非洲世界遗产日的设立,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非洲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为了让世人注意到非洲遗产的脆弱性：已经有21处非洲遗产地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对耶路撒冷老城挖掘工作考察报告

3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往耶路撒冷老城的专家小组公布了考察报告，指出以色列方面在那里的挖掘工作目前没有进入圣殿山．也没有对阿克萨清真寺的地基造成影响，但建议以色列立即停止挖掘工作。专家组还指出．鉴于挖掘工作所涉及地区的宗教和文化敏感性．加强利益各方的对话和沟通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贝霖希望以色列能保持耶路撒冷圣殿山的现状。以色列文物部门2月宣布在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脚下的考古公园内开展抢救性考古挖掘，修建一条通往圣殿山的通道．替代目前使用的木制通道。此举引起伊斯兰世界的抗议，因为坐落于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驻联合国大使要求在安理会讨论此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派遣了专家小组．对挖掘工作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考察。耶路撒冷老城受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保护．已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迷在耶路撒冷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教“圣地”；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首都，而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联合国协助管辖的国际城市；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次年便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让人类文化遗产远离战火

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成果,如不尽快停止武力冲突,未来数年内,将有更多世界文化遗产进入危行列。战争是人类的梦魔。战事一起,无所不摧。纵观人类历史,战争给人类带来莫大的伤害,无数的生命在战争中消失,人类文化遗产也在战争中经历浩劫。哭泣的文物远的不说,21世纪以来,因现代化武器的广泛使用,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武装冲突中,人类文化遗产遭受的破坏尤甚以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不断拉长。

博弈大堡礁

将大堡礁的保护政治化,正在让澳大利亚失去保护这一珍贵资源的最佳时间窗口。澳大利亚最珍贵的自然资源,意外成了澳大利亚和中国外交纠纷的焦点。7月22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下设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考虑把澳大利亚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引来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激烈反应,他们认为此举背后有挥之不去的“政治”因素,因为中国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国,而中澳关系正经历历史低点。

国外·艺闻

多处世界遗产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移除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HeydarAliyev文化中心召开。大会就《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进行审议,一些近年来受到良好维护的世界遗产将从该名录中移除,如位于耶路撒冷耶稣诞生地、位于智利潘帕斯沙漠地区亨伯斯通和圣劳拉硝石采石场等。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与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