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禹绩”之敷土、随山、刊木、濬川四事考

敷土、随山、刊木、濬川等禹绩,自伪孔传以来一直被视作治理洪水的具体工程。而战国两汉学者言禹绩,治水与敷土往往两言之,且治水在前,敷土在后,并没有视敷土等事为治水。禹绩中的敷土系列实际是禹治洪水之后恢复农业生产的各项举措。敷土即整修经洪水浸泡之后的沼泽湿地,使之成为可耕之地。随山、刊木是垦辟山甸之地。濬川也只是用于农田排涝与灌溉的水利工程,并非治理洪水。禹在推行系列恢复农业经济的各项举措后,进一步推行任土作贡。由治水而敷土,再由敷土而作贡,是禹绩前后相接的三个环节。

“禹平水土”与天下秩序的展开——从《豳公盨》“■山濬川”说起

大禹的作为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具有枢纽性意义。《豳公盨》及《书序》用以总括禹功的“随山濬川”一语为并列动宾结构。“濬”字构形为残通水道,使川更成为川;《豳公盨》对应今本《书序》“随”字之表意字“(■)”,所会之意与此相类。《说文》“隓”字“败城阜”的训释正与此合,即去除此类人工作为,使山更成为山。如此,(■)字一形所含阜形部件实暗含伯鲧与大禹应对洪水措施的关键区分,造作城阜与毁败城阜。由此进入周人历史视野中先民迈向统一秩序进程之历史图景。伴随上古分散族群渐趋沟通而来的是相互之间的争斗。这一异质社群间相互怨乱的极致是作为治理根基的部族神之争。“洚水”乃这一乱局的表征。对此,共工氏及此后鲧的方案是“壅防百川”以致形成独立邦国而拒绝沟通以止乱,大禹则与之相反,“随山濬川”,直面怨乱并寻求解决之道。在恢复山川秩序之自然的思想意识中,中华文明正式开始了天下体系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