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与周武帝灭佛之异同

本文通过对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灭佛的成因、经过及结果的比较研究,找出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认为大武帝灭佛的主观动因主要是以强制手段改变太子的信仰,以利于北魏统治,但以失败告终,而周武帝灭佛则经过精心策划,收效显著。

北周灭佛“后遗症”——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

佛教在西域诸国应该属政教合一、国家供养者。佛教传入中土,由于没有相应的国家供养制度作为保障,自汉至南北朝走的是一条独立的寺院经济的道路,这保证了供养的实施。北周灭佛,使得在以上两种情况下都不成为问题的供养与戒律之间的矛盾性得以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土佛教不得不做出适应性调整,随着不空和尚翻译的《焰口仪轨经》、《施诸恶鬼饮食及水法》两部法事中所用经卷的引入,由僧侣所从事的音声法事中采用大量的世俗音调,逐渐取代了原本由寺属音声人所从事的音声供养,在法事中僧侣呗赞和俗曲均有使用,从而实现了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融合,最终形成音声佛事的新样态。

论李德裕与会昌灭佛之关系

李德裕是晚唐武宗时期著名政治家，担任首席率相，会昌五年发生的灭佛事件是晚唐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以往史论认为李德裕在会昌灭佛事件上一手策划和具体执行了这次行动。作者根据史料，认为李德裕并本策划会昌灭佛，在灭你行动上也是有保留地参与了一些杆动。

北周灭佛期间佛教徒的弘法活动

周武帝灭佛期间,仍有大批佛教徒弘扬佛法,他们弘法的途径大致有四种:出任通道观学士、还俗后继续佛教活动、隐匿深山弘法、流亡北齐南陈弘法。这些人的弘法活动,不但延续了北朝佛教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民间佛教和山林佛教的兴盛,更促进了南北朝佛家的交流与融合。

穆王五十二年佛灭说的形成

在诸种佛灭年代论中,佛灭在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岁的说法,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按照传统的看法,这种说法似乎在北魏正光元年(520)的一次佛道论争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但是近来随着学者们对相关史料的复核,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此文在相关研究的启发下,结合道教方面关于老子出关和降诞时间的变化,认为穆王五十二年佛灭说应该迟至唐初才正式确定下来。

九世纪朗达玛所灭之佛教寺僧数量考

据资料记载,813年吐蕃人口约170万、903年吐蕃人口约100万,这两个数据和年代,按人口下降比例推算,朗达玛(约838~846年在位)灭佛时吐蕃政权辖下约有147万人。设户均为五口人,则有29.4万户。设供养佛寺僧尼和供养世俗贵族的民户各占一半,前者便约有14.7万户。按当时的七户养僧制,我们考出9世纪上半叶吐蕃治下的藏区大概有2.1万僧尼。按寺均僧人数(几十人)和史载灭佛之前建有上千座佛寺,我们研究出当时吐蕃辖下的藏区共有较正规的有僧人的佛寺330多座。是故朗达玛灭佛灭掉了两万余僧尼和三百余佛寺。

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浅析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是中国古代史上“三武一宗”灭佛的第一次。此次法难主要是由于佛教与儒、道二教之间的矛盾冲突 ,佛教自身的腐化堕落以及佛教与主权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起的。

会昌灭佛后的湖州唐陀罗尼经幢──兼论武宗灭法对佛教的影响

一般认为，唐武宗会昌灭佛，佛教毁法酷烈，损失惨重。本文从会昌灭佛后尚存的湖州唐陀罗尼经幢得到的信息，认为虽然佛教受到打击，但是远非史乘上说的那么厉害，事实上佛教依然流行于社会，僧人仍有穿僧装者不绝，而更重要的是，经过灭佛运动却更加推动了佛教的发展，佛法不仅没有被灭掉，反而刺激了它的传播，这就是湖州唐代陀罗尼经幢给我们的信息。

试析朗达玛灭佛的原因

佛教在吐蕃二百多年的发展中,发生过两次灭佛事件,其中后一次朗达玛灭佛,导致吐蕃境域"无佛"现象长达近一个世纪,给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最为深远的社会历史影响。本文认为,朗达玛时期之所以发生灭佛事件:佛教的过度发展是根本原因,经济问题是重要原因,政治问题是直接原因。

北魏太武其人及灭佛其事

关于北魏太武帝灭佛,史学界众说纷纭。太武灭佛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太武帝傲慢自负、飞扬跋扈,缺乏包容之心、好暴怒;做事野蛮、冲动,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好杀掠;事后又多反悔,充满矛盾。从太武的性格、精神来分析这场灭佛事件,不仅是合乎史实的,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

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

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是发生在吐蕃王朝时期的两大佛教事件,它们的发生既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大藏经》有关史料审视唐武宗的灭佛事件

本文通过对《大藏经》辑录的有关唐武宗灭佛史料的辨析,认为唐武宗面对当时日益高涨的佛道矛盾,不能正确视之;在处理佛道矛盾的问题上,又采取了崇道毁佛的极端手段,这是灭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并且认为正是有了像唐武宗灭佛这样的洗礼,才使佛教逐渐在中国走向本土化的归程。

论北魏灭佛之特点

北魏太武帝灭佛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反佛的第一次,较之以后的三次反佛,它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曰最为严厉残酷,长安地区的各寺僧侣大部被杀;二乃起因最独特,主要是政治原因,包括少数寺院僧侣可能图谋造反;三为当时朝廷与佛门间的经济矛盾最小,全境的僧尼数只占北魏全国人口约1/400;四即灭佛持续最久,长达十四五年;五为结束得最突然意外,灭佛决策者太武帝竟遭太监宗爱谋杀,灭佛也就人亡政息了。研究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对北魏灭佛及后三次"法难"事件的整体把握与诠释。

北魏太武其人及灭佛其事

认为太武灭佛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太武帝傲慢自负、飞扬跋扈、缺乏包容之心、好暴怒;做事野蛮、冲动,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好杀掠;事后又多反悔,充满矛盾。从太武的性格、精神来分析这场灭佛事件,不仅是合乎史实的,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

论“反佛灭佛运动”与朗达玛

本文针对西藏历史上长期争议的"反佛灭佛运动"展开讨论,文章利用大量藏汉文史料,对"反佛灭佛运动"中倍受诟病的吐蕃赞普朗达玛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学术界普遍观点的意见,同时,较为全面地介绍和剖析了"反佛灭佛运动"的背景、过程、影响等,对客观评价"反佛灭佛运动"中的朗达玛具有重要作用。

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研究述评

本文以时间为线,分有关专著、论文、学位论文三个部分,述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涌现的九本专著、八篇论文、两本学位论文对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的研究,肯定了它们的学术贡献,并提出了如何推进有关研究的思路。

浅析北魏太武帝灭佛原因及影响

作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法难",北魏太武帝灭佛以政治因素为首要原因和主要根源;其灭佛政策的推行,对中国佛教的整体发展格局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拜占廷毁坏圣像运动与唐武宗会昌灭佛异同初探

公元9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内的毁坏圣像运动与唐武宗会昌年间的反佛教运动几乎同时结束。这两场运动在本质上均为世俗政权与宗教势力间的斗争,但在以基督教教义为国家意识形态指导的拜占庭帝国,毁坏圣像运动并未动摇基督教在拜占廷社会的地位;而唐武宗会昌灭佛则带有文化冲突的迹象,它被视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转折点。

朗达玛灭佛与唐武宗灭佛之比较研究

众所周知,七至十世纪初,当东部汉地正处于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最为繁盛的唐王朝的时侯,而祖国的西部,由藏族人民建立的吐蕃王朝也崛起于青藏高原,在藏族历史上写下了最为荣耀的一章:藏族人民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这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唐王朝与吐蕃王朝的全部历史,也许我们会发现,在唐朝与吐蕃的宏伟历史画卷上,有着相似的一幅:这就是吐蕃的朗达玛赞普灭佛事件与唐朝武宗皇帝的灭佛事件。比较这两次有名的灭佛事件,找出二者之间的相同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