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否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

通过理论分析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影响机制,利用2000—2010年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否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水平提高有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用工成本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人力资本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减轻了产出波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对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负向影响。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基于中国31省市数据的实证经验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因素对中国1999～2009年间31个省市地区FDI流入和分布的影响。模型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生产率渠道和成本渠道影响地区FDI流入的假设。其次,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和GMM方法估计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国际贸易等因素对地区FDI流入和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总体上提高了地区FDI流入,并且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促进了FDI流入。此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以递减的速率提高地区FDI流入。

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现状探究“缺工”现象

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接连出现"缺工"现象,本文首先从经验层面和制度层面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的现状进行了细致考察,其次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我国"缺工"现象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缺工"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内部功能灵活性不足、就业稳定性和收入稳定性得不到保障,以及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不能有效实施的结果,即"缺工"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非良性互动的体现。

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的理论分析

灵活化目前已成为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主要发展趋势。西方国家希望通过放弃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就业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减少政府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与干预,以及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等措施来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提高就业率。从理论上来讲,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的根源在于: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的失灵、刚性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和全球化时代生产方式与就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也被认为是降低失业率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政府、资本和工会之间新的力量平衡下的一种选择。

试论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障中的政府行为

保护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权益急需政府行为的适当介入,本文从政府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两个角度入手,对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违法不作为及违法作为加以分析,提出具有合理合法的相关保护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的法规政策并且相关法规政策通过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落到实处,最终保障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的实现。

现代分享经济平台型灵活就业劳动关系影响因素——基于心理契约理论的扎根研究

选取滴滴出行典型案例,基于心理契约理论,采用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探索现代分享经济平台型灵活就业劳动关系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灵活就业劳动关系受内外部因素双重影响。就外部因素而言,宏观环境、消费者态度与行为通过影响平台管理与劳动者获得,间接调节灵活就业劳动关系;就内部因素而言,现代分享经济平台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心理契约直接影响灵活就业劳动关系,交易型契约的遵守是灵活就业劳动关系正常发展的“奠基石”,关系型契约的遵守是灵活就业劳动关系良性发展的“润滑剂”,发展型契约的遵守是灵活就业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长效药”。研究可为平台型灵活就业劳动关系治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增强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之社会法学分析

自治与管制、自由权与社会权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社会法学术语表达。劳动合同、劳动基准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制,综合构成了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社会法法律框架。通过“结构性”分析方法,可发现该框架存在《劳动合同法》整体过严、劳动基准“板块化”明显、集体协商作用远未发挥、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兜底性社会保障不健全等问题。未来,须依托“制度协同”视角,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变更、解雇保护条件等规定进行适当放松,对主体分层分类、劳务派遣岗位定性以及非全日制和新业态用工制度进行完善,对劳动基准和集体协商制度进行弹性提升。同时,须以社会保障法的完善作为托底性前提条件,实现在安全范围内增强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目的。

因应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我国劳动法改革

自20世纪末以来,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强力驱动,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在西方国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些国家逐步改革劳动法以放松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劳动法以保护劳动者权利为主旨,会限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劳动法不否定甚至维护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这种纠葛关系使放松劳动法管制的改革难免具有高度复杂性与争议性。德、荷、法、英等西方国家的劳动法改革在放松管制的相同目标之下,采取了有差别的具体改革措施,并体现出不同的改革思路与特点,相关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就我国而言,未来劳动法改革的基本策略应包括:以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为目标导向,运用社会对话机制协调劳雇利益,将"灵活"与"安全"的联结作为改革的进路。

灵活就业劳动的体面化问题

灵活就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和趋势,特别是依托平台经济的新就业形态提供了许多新产品新服务,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灵活就业劳动者已占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因此促进灵活就业劳动的体面化备受关注:一是作为规模巨大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应该成为体面劳动;二是由于灵活就业劳动者面临大量权益受损情况,伸张灵活就业劳动的正当权利刻不容缓;三是劳动者在社会保障方面不能因为身份的不同而被区别对待,这就要加强灵活就业劳动的保护措施;四是通过政府、供应商、平台和劳动者的“对话”,有力促进灵活就业者体面劳动。要之,在调整灵活就业劳动关系适用性的同时,更要把注意力放在促进灵活就业劳动体面化以及落实体面劳动的“四大支柱”上。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障现状与对策研究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对推进社会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可以为更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还可以有效提升社会经济发展。然而在灵活就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障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劳动者权益保障对策进行探讨。

网络平台就业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机制与实践分析

网络平台依托互联网技术高效配置信息,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形成网络平台劳动力市场。在经典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工作场所分割理论来解释网络平台就业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机制,并借助中国和美国对网络平台就业的调查结果,从就业收入(小时工资)、工作时间以及就业满意度等方面分析网络平台就业的劳动关系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平台劳动力市场突破了工作场所劳动力市场岗位创造的局限性,两类劳动力市场具有互补性。平衡网络平台就业的灵活性和劳动关系的稳定性是分享经济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这依赖于强化行业工会治理能力,以对新型劳动关系的广覆盖重塑工会对劳方的代表性。

《劳动合同法》的经济后果

本文通过分析《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直接成本、资源配置效率、企业组织形式以及劳动力就业方面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认为该法在多方面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这进一步导致企业内部、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阻碍了企业创新和行业的转型升级,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此外,对劳动合同的管制也导致企业采用更多非传统的用工形式,导致市场交易费用的上升,降低经济组织的效率。最后,《劳动合同法》导致企业劳动力需求下降,最终使得劳动者利益也受到损害,尤其是劳动者中的弱势群体。

“单一劳动合同”: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化的新理论

面对劳动力市场分割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足、失业率高等问题,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学者近年提出了"单一劳动合同"理论。"单一劳动合同"理论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统一适用于所有劳动关系、劳资双方权利义务随时间变化、强调解雇经济补偿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作用。在"单一劳动合同"初期,用人单位享有极大的灵活性;随着劳动者在职时间的增长,劳动者所享有的法律保障和解雇经济补偿都呈指数递增趋势;最终,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达到稳定,"单一劳动合同"转变为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该理论,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单一劳动合同展开了劳动合同改革的实践。中国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相似的背景和问题。虽然"单一劳动合同"在欧洲的实践仍在起步阶段,但"单一劳动合同"理论可以为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优步司机身份认定案对我国新型零工经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英国优步网约车司机身份认定案”,指出网约车司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实质从属性和网约车司机受互联网平台企业实际控制的事实,并结合我国新型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提出通过出台制订“助推型”规则、“软法”规定、灵活调整现行劳动法等方法保护我国新型零工经济劳动者的权益,促进新型零工经济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视角下解雇保护制度完善研究——兼论世界银行“劳动力市场监管”指标

完善解雇保护制度能够降低我国的解雇保护水平、保障企业经营自由,进而与优化营商环境的价值取向相契合。我国过错性解雇制度、非过错性解雇制度以及经济性裁员制度存在灵活性不足、集体协商程序缺失以及优先留用规则不完善等问题,经济补偿金制度与失业保险制度的适用失衡问题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解雇成本。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劳动力市场监管”这一指标,从冗员处理规则及冗员处理成本两个层面对企业解雇权行使规则进行考察,通过对指标进行解析从而为我国解雇保护制度的完善提供指引。在坚持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立法价值取向之上,通过适当放松对企业解雇权行使的限制,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进而优化营商环境。

经济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省市和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系统地分析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对中国工业部门1999-2009年间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了经济开放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通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两种渠道。此外运用3sls和2sls方法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估计劳动力市场灵活性、FDI和国际贸易等因素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但是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技术外溢促进了地区劳动生产率;FDI具有较为显著的提高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效应;地区数据和行业数据估计都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可通过FDI间接作用和本身的直接作用促进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平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理论指标、实证研究及政策选择

平衡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是保障就业水平、劳动者权益和企业绩效的重要选择,本文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理论模型和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灵活安全性与宏观、微观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局部灵活性偏高和安全性不足的现象,并且体制内外、产业、地区和不同劳动力群体之间的差异较大,灵活安全性与绩效之间的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与"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交易曲线模型"所描述的情况基本相符,但同时也存在政策含义较复杂的非代偿关系。对此,平衡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政策选择需要协调劳资双方绩效目标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同时权衡灵活安全性政策本身带来的不同绩效之间的相互矛盾或抵消作用。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贸易自由化——基于中国2000-2010年制造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内生关税理论,以劳动力市场制度为出发点,在剖析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贸易自由化相互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0年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内生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提高能够提升贸易自由化水平。在考虑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行业波动、资本密集度的交互作用情形下,贸易自由化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产出波动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而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增加越有助于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升。贸易自由化通过进口竞争机制能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劳动灵活性与企业创新

匹配2006—2020年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和全球经济自由度数据库,研究中等收入阶段以上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对企业创新主要起正向影响;(2)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正向创新效应对服务业企业、高生产率企业更为明显;(3)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顺序效应,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应先选择工时规定、解雇费用规定两项政策工具,待步入高收入阶段再整体推进改革;(4)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会通过劳动灵活性作用于企业创新,要想充分发挥改革的正向创新效应,需要着力解决改革引致的职能灵活性下降问题。

FDI流入降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吗——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的实证检验

FDI的大量流入可能会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产生重要影响,而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推进与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关系密切。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就FDI流入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研究期间内FDI显著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说明FDI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产生影响的。此外,FDI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表现出一定的梯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