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时期歌剧的产生对西方歌剧发展的影响——以《灵魂与肉体的戏剧》为例

1600年至1750年,是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巴洛克时期是复调音乐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其最显著的特点是"通奏低音"的应用.歌剧的诞生是巴洛克时期开始的标志,这一艺术形式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欧洲的音乐面貌,它的影响是强有力和深远的.

小说《纯真年代》中的宗教内涵

灵魂与肉体二元对立论是基督教神学的根本思想。华顿受灵魂与肉体二元对立论思想影响,她的代表作《纯真年代》中充满了灵魂与肉体的斗争,最终女主人公圣洁的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

殊途同归 一致百虑——试论蒲松龄与爱伦·坡小说中的“借尸还魂”

蒲松龄与爱伦·坡在其小说中都涉及到"借尸还魂"这一特殊模式。他们对灵魂与肉体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描述各有不同。蒲松龄笔下的灵魂具有强烈的人格化倾向,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灵活多变。中国古人的灵魂信仰、佛教的轮回观以及道家的长生思想都对蒲松龄描写"借尸还魂"故事产生了重要影响。爱伦·坡笔下的灵魂具有幽灵的性质,它具有极大的恐怖性与极强的破坏力。爱伦·坡的灵肉观并不完全等同于基督教的灵肉观,古希腊人对灵魂与肉体的看法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哲学中的同一性问题对爱伦·坡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以上诸多明显的差异之外,蒲松龄与爱伦·坡在描写女主角"借尸还魂"后的灵肉样貌、前世记忆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灵魂说: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魂说研究

西方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政治伦理学说,无论是思辨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离不开灵魂学说。灵魂说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是人性和神性、人论和神论的交汇地。柏拉图把灵魂看作与肉体相分离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不朽的实体,通过灵魂论证理念的存在,而且使人获得对理念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反对灵魂与肉体相分离,但把灵魂提到原因、本体、本质、形式、现实的高度,灵魂还是优于高于肉体。柏拉图将感觉排除于灵魂之外,提出“灵魂三部分”之说,强调理性居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坚持思维与感觉是灵魂的两种不同的功能(能力),两者与对象的形式同一,都有一定的能动性,但更强调理性思维的能动性,乃至永恒不朽的主动理性;柏拉图(以正义论为核心)和亚里士多德(以德性论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虽然内容各异,但均根植于人的灵魂的本性,认为理性是人的灵魂的本质所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艺术铸灵中的分裂与重整——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新解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想要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封建宫廷内阴谋残杀与血腥复仇的故事,而是一个灵魂向肉体复仇并在分裂中重整的故事。剧中,哈姆雷特的自我分裂成了两半,一半在人间、在肉体,凭血性冲动孟浪行动,一半在冥界、在灵魂,以神灵的目光审视着地上发生的一切。莎翁塑造出哈姆雷特这样一个极端清醒的王子形象,是要提醒人们认清现实,同时不忘理想,从而让人性和人的灵魂向好的可能性发展。

分裂与重整——《哈姆莱特》新解

《哈姆莱特》所演绎的并不是一个封建宫廷内阴谋残杀与血腥复仇的故事,而是一个灵魂向肉身复仇并在分裂中重整的故事。在该剧里,哈姆莱特的自我分裂成了两半,一半在人间、在肉身,凭血性冲动孟浪行动,一半在冥界、在灵魂,以神灵的目光审视着地上发生的一切。莎翁塑造出哈姆莱特这样一个极端清醒的王子形象,是要提醒人认清自身所处的现实(包括自身人性中潜在的恶),同时不忘崇高的理想,从而让人性、人的灵魂向好的可能性发展。

老马治病记--一个主治医师眼中病程

一开始听说要收老马的时候我内心是拒绝的。虽然接受危重患者是我的职业选择,也是这份工作最让人着迷的地方,但不可避免地联想到既往的种种痛苦:诊断的纠结、治疗的纠结,其本质的原因在于内部的不统一,犹如灵魂与肉体的分离。40岁男性,健身时突发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紧急手术后,多天没有拔管,循环不稳定,还出现了肝肾功能、凝血功能异常。

《沉沦》中“他”的矛盾心理

《沉论》是以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为素材的,在日本留学的"他"性格内向,在稠人广众之中总是感到孤独,感到别人对自己的压迫,以致离群索居,自怨自艾。性压抑下的苦闷,弱国子民的自卑,社会地位的低下,经济生活的困顿,如此强烈震荡着他的心。本文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他"的矛盾心理。

从《秋天的怀念》走进史铁生的世界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从一篇好的文章中,我们亦能看到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领悟创作者丰富的情感。通过解读《秋天的怀念》,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史铁生其人、其文。

“爱比死更冷”——论布莱希特戏剧《巴尔》中的爱情幻象

本文通过对布莱希特戏剧处女作《巴尔》中主人公爱情关系的分析,探讨市民社会中浪漫之爱对个体自由的侵蚀与灵魂之爱的不可抵达性。文明世界中的人永远地陷入了灵魂与肉体分裂的痛苦,无法回到和谐统一的原初自然状态。浪漫爱情寄托着人对灵肉相融的渴望而实质上却是构建世俗社会的工具,失真的灵魂之爱造成了个体自我的变形与其原有社会存在的消解。回归自然的愿望仅是妄想,因为人并非纯粹的自然之子,而是被社会构建。巴尔这一人物的悲剧性便在于,其爱情理想与他自身作为"人"的社会起源无法调和。

当代新诗中的反抒情与“海子陷阱”

诗评家沈天鸿在《总体把握:反抒情或思考》一文中说:“人们对诗的认识从牧歌、颂歌的田园走到‘忍住呕吐来观看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波德莱尔)的炼狱,诗,不再以抒发、保持和使读者产生情感为首要目的,而是将感情变成认识(当然这种认识纯属显示而非说教),唤起读者的能动性,迫使读者观察,判断。这样,反抒情或思考便在诗中取代了抒情的主体地位,现代诗便由此与前此一切诗歌相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