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李陈朝时期灾异及其应对研究

以《大越史记全书》所载李陈朝灾异为重点研究对象。李陈朝灾异涵盖天文、地质、气象、水文等多种类型,灾异呈现出地域广泛性、类型多样性、持续性和群发性等特点,灾异对李陈朝的政治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李陈朝统治者对灾异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应对措施。李陈朝的灾异观除了深受中国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论”影响之外,还受到李陈朝固有的原始信仰或土著信仰的影响,呈现出独具李陈朝特色的完整、系统的灾异观。

《春秋》“雨木冰”异象书写的汉、宋学诠释进程

《春秋》为灾异言说之肇始,而异常气象是灾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雨木冰”为例,《春秋》三传起初目的是正人事仪则,而汉儒通过“天人感通”之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加强了灾异的神秘感验性,更以京氏易等术数思想使得神异的主观随意性解说变得固定化和学理化,从而形成了后代“木冰兆凶,应验在大臣”的固定认知,透露着汉代的类感思维与灾异说“以果觅因”的特质。宋人之学重义理,对于雨木冰现象有了较为合理的认识,更掀起对“正朔”问题的讨论,体现出理学的正面影响。但宋学穿凿义理之弊,又造成了异象诠释变得支离。在汉、宋之学的共同影响下,雨木冰的诠释既有符合万物之理的一面,又长期未脱离占验的神秘化理解。

中国古代灾异记录研究的三种维度

中国古代灾异记录研究总体上展示出人文、社会、科学三种维度,并在古今不同时代各有侧重,呈现递变。通过灾异文献的汇辑梳理,这种变化表现为:从东汉最初的“人文”审视,到传统社会中后期“社会”与“人文”并重,再到当代学者对“科学”规律的特别追求。关于灾异现象与灾异史的当代研究,可见“科学”与“人文”“社会”视角的交融与消长之态。关于灾异思想与主体认知的当代研究,可见以“人文”为主导趋于细致。关于灾异书写与文化记忆的当代研究,大致以“人文”视角为特色走向复合。以上三种维度及其变化,恰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历史缩影和应有之义,客观展示出其发展空间,预示其未来可能,昭示其价值与意义。

西汉时期公羊灾异说的历史流变

《春秋》记载了大量的灾异现象,《公羊传》明确区分了“灾”与“异”,并作了或简或详的注解。西汉公羊家推说阴阳五行,大谈天人感应,对公羊灾异说进行了改造与发展。董仲舒与公孙弘分别论述了负面的灾异谴告说与正面的太平祥瑞说,逐渐扩大了公羊灾异说的影响。昭宣之际的眭弘以灾异推说禅让,重提“汉家尧后”之说,最终“坐说灾异诛”,但间接关涉到汉宣帝的即位。自汉宣帝开始,灾异祥瑞之说盛行于朝堂,并在哀平之世流变为谶纬之学的主要内容。

灾异?祥瑞?——金代龙文化初探

金代作为女真人建立的朝代,基本延续了中原王朝龙文化的发展走向,并未有太多创新,沿袭龙文化的两个特点展开,即皇帝象征与主宰天气。在《金史》这类官修史书中,龙与皇帝联系紧密;在地方文献中,龙虽然会受释道文化的束缚,地位稍低,但总体上还是作为主宰天气的神物出现。

北宋时期气候变化与异常气象对社会的影响

北宋时期,错综复杂的气候变化与变幻莫测的异常气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在政治军事方面,皇帝的言谈举止、朝廷的救灾措施乃至战争及军队优恤政策均会受到气候气象条件的掣肘;在经济方面,由气候恶化与异常气象所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动摇社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12世纪初期日趋转寒的气候条件进一步助推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在文化方面,气候气象条件深刻影响着官方性仪典及文娱活动的举办,同时也为北宋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

《左传》祥瑞灾异观与礼乐建设

《左传》祥瑞灾异观的产生是由阴阳五行是否和谐而引起的。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春秋时人将祥瑞灾异的出现和消散与君主的政治活动相联系。《左传》祥瑞灾异观显示了春秋时代巫术宗教思维与理性思维交杂并存的思维特征。《左传》祥瑞灾异观深刻影响着礼乐文化的重建和发展,蕴含“中和之气”的雅乐,就是祥瑞灾异思想驱使的结果。此外,周代礼乐在制度建设和礼器的制作等方面也深受祥瑞灾异思想的影响。

从日食看东汉时期的灾异思想

对“天”的思考与解释是两汉时期思想家的首要工作,日食作为最易被观察到的天文现象,得到了较为详尽的记录和讨论。探究以日食为代表的灾异思想在东汉时期的具体表现是两汉思想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搜神记》与“正史”之灾异、方术叙事

通过分析《搜神记》与相关文类之相通、相联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回归还原当时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其文本性质。《搜神记》成书之际,汇集、整合了正史、杂传、子书、小说等多种志怪叙事传统和书写模式,形成了多元化文本性质。《搜神记》与“正史”相互取材,集中于《五行志》和《方术列传》,典型反映了灾异叙事体例、方术书写模式,关联着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灾异论和作为社会知识体系的数术之学。随着灾异论、数术文化与“正史”叙事理念的发展演化,宋人开始将《搜神记》看作脱离政治文化的志怪小说。

刘向的易学思想:从义理阐发到象数灾异

对于刘向易学,学界研究较少。刘向虽然没有易学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奏疏以及《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说苑》《新序》等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其关于《周易》的相关思想。在奏疏中,刘向对《周易》的征引只是注重义理方面的阐发,并不看重灾异思想。在中秘校书的过程中,刘向看到《尚书·洪范》而作《洪范五行传论》。受此影响,刘向征引《周易》开始注重其中的象数灾异思想。在《列女传》《新序》《说苑》中,刘向对于《周易》的解释也表现出了义理阐发和象数灾异兼用的倾向。刘向在易学中注重象数灾异思想的动因并非源自《周易》本身,而是与其本人杂有齐学的思想背景有关。

郑玄《毛诗笺》的灾异观念

灾异观念起源于先秦,盛行于汉代。灾异观念的理论体系和官方记录模式在汉代基本确立。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吸收流行的灾异观念,对《诗经》的灾异之象进行揭示,既拓展了《诗经》的灾异内涵,又表现出较为节制、审慎的态度。这可能与郑玄以“比兴”说《诗》,大量的物象和事象被置于“比兴”视野下理解,而不是视为灾异有关。《毛诗笺》延续西汉以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同时把东汉末年的时政与郑玄个人经验投射到西周末年的历史中,形成灾异的末世论调。郑玄特别关注君德与灾异的关系,从灾异谴告的角度对君主无德提出批评,与此相应,他又期待有德之君的出现,并且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下提出“政平气和”的理想。这种理想强调阴阳和、风雨时、丰年至,体现了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核心愿景。

略析百济时代的灾异及其应对

百济灾异涵盖天文、地质、气象、水文等多种类型,灾异呈现出地域广泛性、类型多样性、持续性和群发性等特点,灾异对百济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百济统治者对灾异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应对措施。百济的灾异观除了深受中国的“天人感应说”“阴阳五行论”影响之外,还受到来自北方系统的原始信仰或百济固有的土著信仰的影响,呈现出一套独具百济特色的完整系统的灾异观。

荀子的灾异观及其历史价值

荀子的灾异观产生于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的战国时期,从天命观与福祸论中进一步发展出“天人相分”的思想主张。在认识层面,荀子辩证看待“天人关系”,倡导理性对待“天灾”与“人祸”。在实践层面,荀子以增强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承载力为目标,提出“尊重自然规律”“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富国强本”等多种举措来应对灾害。荀子的灾异观吸收先秦思想精华,并以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精神为特点,对后代灾异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两汉天人话语中太尉的灾异责任之考论

太尉为秦汉时期的高级官员,属于三公之一。其职权范围虽然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掌兵统武、参与军国大事决策的权力却始终为律令所保障。在两汉的天人话语体系中,司马主天的共识使太尉与天道发生了联系而获得天公之名,三公分责又进一步成为太尉面对灾异承担责任乃至被策免的依据。在复杂的灾异政治中,司马主天、三公分责又成为皇帝转嫁道德责任、巩固自身统治以及外戚和宦官打击政敌、排斥异己的理论武器。因而,以太尉为代表的三公不得不成为两汉灾异政治的牺牲品。

两晋士人灾异文化认知试析——基于《晋书·五行志》之考察

关于两晋时期的灾异,学界已多有探讨,然而鲜有从灾异文化视阈着眼。灾异文化根源于先民对“巫”的原始认知,后逐渐发展为包罗万象的文化集群,且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种族性、阶层性等诸多特点。循此理路,对两晋时期灾异文化的探讨,主要侧重从当时的“士人群体”角度出发。两晋“士人群体”具有“向死忧生”之特性,这使得两晋士人的灾异思想与灾异文化理念独具个性。通过分析士人所作相关文献(以《晋书·五行志》为主)的内容来源、叙写模式、内容类型以及文本价值,发现这一时期士人灾异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天谴灾异”说、“阴阳五行”论和“崇天自然”观。基于此,可进一步概括出两晋时期士人群体灾异文化理念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叶子奇《草木子》中的灾异论

《草木子》是元末明初士人叶子奇撰写的杂俎类笔记小说,其中《克谨篇》对元末明初的灾异进行了记录。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灾异论的发展过程,总结其趋势,构建经典灾异论的理论模型,并将《草木子》的记录与之进行比对,得出《草木子》中的灾异论是对经典灾异论残缺性继承的结论,这与灾异论在宋代之后产生的变化是相对应的。

谶纬叙事与何休灾异说之新变

受东汉谶纬解经风气的影响,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也广泛征引谶纬文献解说经传,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数其征引“春秋说”解说灾异的现象。经过考证,何休频繁征引的“春秋说”乃是《春秋》纬的一个泛称,而非某部确切的谶纬文献。而何休在征引“春秋说”时也多是引用其中的叙事来解说灾异,这一征引方式与何休灾异说出现新变密切相关。

气候灾异与吴嘉纪诗歌风格的形成

清初著名诗人吴嘉纪创作了大量气候灾异诗,这在诗歌史上极为罕见。东淘地区水旱频繁,吴嘉纪深受其害;同时他耳闻目睹灾害中贫民的悲惨遭遇,极为同情。这一切使他异常关注东淘的灾异。吴嘉纪以诗为史,记录了发生在周围的气候灾异以及灾难下民众的生活,不仅丰富了方志中的气象史,也反映了灾异中百姓生存的艰难,官吏、盐商、富户为富不仁的实际情形。另一方面,东淘频年的灾异、艰苦的自然环境,对《陋轩诗》严冷危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