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灾害救济制度比较——以近年中日两国大地震为例

中国汶川地震和日本阪神、本州、岩手.宫城地震的救灾过程表明,中日两国救灾体制中,报灾体系、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筑抗震度、民间组织的参与机制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救灾体制的建设,既要发挥自身的政治体制优势,又要着力借鉴日本救灾防灾的成功经验。

对加强我国灾害救济体系会计监督的思考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威胁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课题。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自然灾害的规模及其损害程度、减灾措施的社会环境效应、人的行为控制以及政府的决策等等,有关灾害损失的确认与计量、救灾资金的筹措与核算、灾害信息的披露、灾害资金以及救灾活动的监督与考核以及救灾过程的管理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本文就会计工作在防灾、减灾事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论突发性灾害救济的公共伦理原则

我国是世界上灾害种类多、频次高、损失重的国家。抗灾救灾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灾害损失 ,取得最佳的救灾效果 ,在突发性灾害救济的过程中应当坚持的伦理原则有 :生命关怀优先性原则 ;损失最少化原则 ;整体利益大于局部利益原则 ;尊重灾害知情权原则。归结到一点 ,那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

灾害救济与权利保护——我国强制农业保险的法理分析

对强制性农业保险的规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将购买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灾害救济和其他农业资助计划前提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根据在于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权利和彰显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基本人权地位。强制农业保险能够使农民原来无法预期的国家无偿救济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可预期和可以救济的权利。

灾害救济会计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文章结合传统会计学理论,对灾害救济会计的概念、内涵,核心内容(资金的管理)以及框架的构成进行了探讨。

熊希龄与湖南灾害救济

民国初年，湖南灾情不断。出于桑梓之情，熊希龄对家乡湖南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1916年担任湘西宣慰使开始，熊希龄就致力于湖南的灾害救济，主要有四个方面：组织各种赈务机关，实施水旱兵灾的救济；筹赈办粜；实施以工代赈；收养难童。熊希龄在湖南灾赈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

公益信托灾害救济的税法扶持与规制

设立公益信托从事灾害救济具有不同于现有公益救灾模式的独特优势,然而公益信托制度优势的发挥与良好运行有赖于税收优惠与税收优惠滥用防范两方面的税法制度保障。美国税法不仅给予公益信托灾害救济诸多税收优惠,而且用"禁止私人受益原则"有效地防止了公益信托灾害救济中的税收优惠滥用。与其相比,我国公益信托灾害救济存在税法制度保障不力的问题,其完善路径在于税收优惠制度的建立健全、税收优惠滥用的税法监管以及税收处罚机制的设置。

建国初期灾害救济的措施与成效

建国之初,自然灾害十分严重。为了顺利救济灾民,帮助灾民解决民生问题,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生产自救,大力开展副业生产;全民节约度荒,开展社会互助;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及时发放救济物资等。通过积极进行灾害救济,最终战胜灾荒,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官吏渎职行为对唐代灾害救济影响的考察

本文从官吏渎职角度,探讨了唐代灾害救济中出现的官员匿灾瞒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与开仓赈济过程中出现的盗用仓粮、闭籴等问题,从实践层面探讨了唐代人事对灾害救济的重要影响,并分析了其深层原因。

民国时期宁夏省政府灾害救济

民国时期宁夏的灾害频发,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救助措施。以宁夏建省为阶段,笔者考察了民国时期宁夏省政府的灾害救济。一、经常性慈善机构的设立中国古代虽然重视救灾,但中央政府并没有出现专事救灾的机构。一般情况下,君主都亲自过问救灾事宜,在重大灾害爆发后,君主往往临时委派朝廷大臣主持救灾。

县级政府灾害救济的现存问题及其对策——以云南省为例

在应对自然灾害救济过程中,县级政府表现出了卓越应急能力,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以云南省为例,分析县级政府在灾害救济中的作用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县级政府提升灾害救济能力的相关对策。

1931年特大水灾与近代中国灾害救济体制的建立

一、90年前的特大水灾1931年7月,安徽、湖北、湖南、江苏10余省持续强降水,长江、淮河、运河水位骤涨,泛滥成灾。加之政治腐败,连年战乱,水利失修,中国将近三分之二的地区受灾,受灾人数多达1亿,其中以湖北、安徽、江苏、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8省为最重。

宋代灾害应急管理制度及其当代鉴戒

宋代政府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实施了不少有别于平时的应急管理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灾害救济的展开与社会秩序的恢复。分析宋代灾害应急管理措施及其特点有助于我们吸取其经验教训,为当代应急管理制度的优化提供历史鉴戒。宋代灾害应急管理的措施。行政应急管理措施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宋代政府经常会运用行政力量,采取非常态的手段以加强灾荒时期的治安管理。

我国农业自然灾害风险现状、成因及应对机制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自然灾害的发生对我国的农业正常生产构成了极大威胁。农业自然灾害最终成为风险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然灾害冲击的大小;二是风险主体抗击冲击能力的大小。如果自然灾害的冲击很小,或者虽然冲击很大,但风险主体抗击风险冲击能力很强,则形不成风险。因此,对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形成机理的分析,要从自然灾害冲击和风险主体抗击冲击能力两方面来观察。农业自然风险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风险是可以管理的。农业风险管理策略按不同的层次,一般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是指公共机构行为者(中央政府/国际组织);中观是指以组群为基础的行为者(社区/地方政府)或以市场为基础的行为者(保险/金融公司);微观指个人或家庭。

古代赈灾救济的“义仓”与“义田”

义仓是中国古代一种制度化的灾害救济设施,即所谓“荒政”措施之一。其制始创于隋文帝时期,其后若断若续,时兴时没,但历朝历代大体上都沿承了这一做法,直至清末。义仓制度由朝廷主持兴办,在平常年景时,各州县按当地居民的贫富程度收取一定数额的粮食,存储于仓内,在遭遇灾荒时再发放给受灾民众。这种义仓制度,对解救灾荒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从创设之初,就存在虚应故事、挪作他用等问题,往往导致空存其名。道光后期,湖南辰州知府雷成朴创设义田,试图以此来保障义仓的可持续性。这种做法对我们合理认识和处置荒政问题具有有益的启示。

宋代的社会救济事业述评

宋代的社会救济事业发达,内容广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但其阶级性决定了其与现代社会救济相比,仍未脱离传统社会救济的统治者恩赐性质。

浅谈日本学校灾害共济给付制度

在日本，学校安全事故被称为学校灾害。学校灾害救济赔偿制度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学校灾害共济给付制度。日本国会基于1959年通过的《日本学校安全法》与1960年通过的《日本体育健康法中心法》制定了此制度，用于解决学校灾害中受害学生的救济、补偿问题，其中规定事故补偿金由日本学校安全会支付，部分补偿金由国库补助。

1936—1937年四川旱灾及其救济

1936至1937年四川发生特大旱灾,给四川省灾民带来极大损害。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可知此次旱灾对四川省影响深远。旱灾导致四川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粮食收成锐减、灾民数量庞多。随着旱灾的持续,随之而来的是粮价陡涨、灾民抢粮、盗匪激增、卖子食人等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带来严重的危害。在此情况下,四川各级政府和华洋义赈会、川灾救济会等组织机构,采取拨款、工赈、平粜、发行赈灾公债等一系列赈灾措施对广大灾民进行救济,缓解了灾荒带来的危机。

近30年唐宋灾害应对的回顾与思考

法制史历来是宋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但从'法律文明'的角度来探讨宋代法律史相关问题的著作尚不多见,王晓龙、郭东旭等先生《宋代法律文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的出版,有助于弥补学界相关研究的不足。作者借鉴了著名法律史专家张晋藩先生的定义,认为'法律文明'即是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表现出文明性质的制度和思想,它是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