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灾异谴告说在宋代的政治功能

灾异谴告说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宋代尤为盛行。在中国古代神秘文化中,它代表天意针对君主的政治提出批评,所以它独具其它神秘学说所没有的批判功能。而两宋时期一直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之中,战乱不断;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激烈,自然灾害不断。相对而言,灾异谴告说就更容易流行。

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与谏议——以顺治朝为例

董仲舒在论证君权神授,以确保帝王权力至高无上的同时,为避免皇权的过分膨胀阻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提出了限制王权的灾异谴告说。天人感应理论把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通过灾异示警,迫使统治者省察自身、广开言路;而臣子也会借此对皇帝的某些不当行为,以及当时亟待解决却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谏言。通过顺治朝灾异发生时君臣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王因灾异下诏求言和臣工因灾异进言已成为谏议制度的内容之一。

灾异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灾异对宋代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政治上,灾异时常成为朝廷制定政策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经济上,灾异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成为许多经济政策推行的重要原因;文化上,出现了一些与灾异相关的礼仪活动,并一定程度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灾异与汉代社会

灾异与汉代社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灾异说来体现。政治上，灾异往往成为制定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又常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上，灾异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成为两汉许多经济政策施行和废止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思想文化上，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与灾异密切相关，灾异说继承了“百家争鸣”的思想传统，又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肇始。灾异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渊源之一。

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李退溪的应变之道

李退溪毕生殚精竭虑,探求天道、人事规律。举凡天地构成、人物化生、政治治乱、吉凶祸福等等,都是他关注的问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认识和对待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预防突发事变,在退溪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体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思想家的辩证精慎,不少见解值得借鉴。本文拟就其应变之道的理论和方策,引其要者,约略探讨。一、灾异谴告恐惧修省李退溪在《戊辰六条疏》这篇著名的施政纲领中,对宣祖大王启奏说:“臣闻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退溪全书》第一册,第190页)上引董子之言,是汉儒董仲舒在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时,回答武帝关于“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而发的。汉武帝为求“百姓和乐。

嘉庆二十三年“暴风示儆”始末初探

嘉庆二十三年,京城一带出现“暴风”,引起统治者极大恐慌。在君主受命于天的思想观念下,天人感应作为儒家政治学说也始终钳制着嘉庆的言行。一场伴随灾异谴告说的“暴风示儆”讨论,自嘉庆而下相应展开。君臣纷纷借助这场“天灾”,用以谋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灾异谴告说作为儒家天人感应理论的重要方面,在这场讨论里,其一方面督促君主总结施政得失、修正过错;另一方面又常常失去效用,难以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