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以前“一产多子”现象的灾祥与成因

受儒家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灾异祥瑞等天命观影响,古代社会中“一产多子”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生育行为,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自汉代开始,社会的主流认知将“一产多子”视作灾异,而宋代后的社会逐渐将其纳入祥瑞范畴。在梳理历代史书的记载后,发现“一产多子”由灾入祥的演变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存在畸变,其原因与权力斗争密切相关。

清人“灾祥说”研究

清人提倡"灾祥说",其目的乃是用以制约君权等政治强权,其宗旨与汉儒之倡"灾异说"同,其特点是重"灾异"而轻"祥瑞",反对探究"事应",且重"理"而轻"数",使"灾祥说"具有更大的自圆其说的余地,便于制约强权。但"灾祥说"毕竟是非理性的,会阻碍人们对异常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其制约君权等政治强权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清代台湾方志中所见郑氏政权之“灾祥”研究

郑氏集团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湾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方志中记载了数量繁多、类型丰富的有关郑氏政权的超自然的"灾祥",往往象征着政权更迭等重要史事。早期记载较为简略的"灾祥",经过比附、因果关系的构拟以及串联等手法,会层累地造成情节更加复杂的"灾祥"。清代方志中有关郑氏集团的"灾祥"反映了相信"灾祥"、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混合的历史观念,也保存了不少台湾地区气象、灾荒的材料和郑氏集团的史料。

天道与西汉“时禁”灾祥观

"阴阳和,风雨时,祥瑞出"是西汉社会非常盛行的观念。深受"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汉儒,认为"阴阳和合"是带来祥瑞的前提,"君德"合乎"天德"才是根本,才能真正得天道。避免灾异的"合德"之途,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国君"顺天时、行王政",不悖天道伦理;其二,人主之德配于天,以"仁德"最为重要。阴阳、时节有序运行,统治者的德行广泛渗透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就不会发生灾异。

试析唐五代时期的报灾备灾机制

唐五代时期,司天台(太史局)通过变异天象预报自然灾害,具有国家灾情预报机构的性质。在接到灾情奏报后,唐五代政府通常会采取一系列传统的祈禳措施进行弭灾。会昌元年十一月,武宗就彗星天象下诏弭灾,在传统的祈禳弭灾措施外,还采取了劝种植、备仓储、令近江州县筑堤防等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积极防灾备灾举措。此后以至五代以降,帝王下令就司天监占得之灾害天象进行积极备灾的记载逐渐增多。但整个唐五代时期,就灾害天象而采用更多的依然是传统的祈禳弭灾措施。

论康雍乾三帝的祥灾观

中国古代,在"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人们认为天主宰一切,并把天赋予了人格意义。天可根据社会状况的变化,降下祥瑞或灾异,以此表示对统治者的奖励或惩戒。祥瑞和灾异则成为天人之间沟通的媒介。至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这种观念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面对祥瑞或灾异时笃信"敬天"思想。亦因三帝所处环境不同,故在面对祥瑞、灾异时,多从当时的政治利益出发,而采取不同政治策略。康熙帝不言祥瑞重灾异,借此警戒大臣;雍正帝掌控祥瑞、灾异的解释权,借此操纵大臣,考察官员;乾隆帝则利用祥瑞宣传盛世,使祥瑞为己所用。

蜀“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质疑

《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在这段文字里,陈寿批评了诸葛亮不设史官。唐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中,对此提出异议。“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 ‘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黄气见于株归,群乌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父辱髯,故加之诽谤议者也”。笔者认为刘知几所说的诽谤诸葛亮。

郑樵自然科学精神探析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莆田市)人。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为夹漈先生。他一生潜心著述,立志要"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其代表作《通志》200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之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为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说法。郑渔仲是宋代杰出的史学家和科学思想家,他不仅在史学。

先秦两汉时期的双首龙玉器源流及其文化含义

双龙首璜主要以玉为主,最早见于史前红山晚期,至西周开始逐渐流行,在东周时期颇为兴盛,北及晋、中山,南至楚、吴越,乃至西汉南越国墓都有分布。随着双首龙玉器的流行,战国时期也出现了青铜的仿品,多分布于周和三晋地区。本文通过对史前到秦汉时期大量玉、铜类双首龙璜的研究,结合文献整理,认为这种双首龙造型表现的是古人心目中的虹霓之形,至迟从殷墟时代就将虹视为双首之龙,并能啜饮河水,见之于甲骨卜辞。传世文献中亦多有虹霓饮水、饮酒的记载,或言虹能化为龙,或又化为璜。在古人看来,虹能饮水导致干旱,却也能涸淫雨洪水,是灾祥一体的超自然神物,属于“阴阳不测之谓神”之属,因此古人重之,援其形制以为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