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运动时期湖南地区的灾荒救济

护法运动时期湖南受水灾、兵灾和匪灾等灾害的影响,农业经济损失惨重,人口大量死亡,社会遭遇重创。为稳定社会秩序,湖南地方各势力都展开了救灾活动,熊希龄和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张敬尧是湘灾救济中颇具影响力的两位人物,但由于政治角色和个人品格的差异,二人的赈灾效果相去甚远。此外,义赈会、商会、红十字会和教会等民间团体也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在筹集赈款、医疗救助、开办平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富民与灾荒救济

宋代是我国古代灾荒救济较多的时代 ,其中富民参与灾荒救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富民在灾荒救济中提供大量物资的同时 ,还在平抑物价、安置灾民、救灾物资管理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尽管富民参与宋代社会的灾荒救济有自愿及非自愿的差别 ,但他们广泛参与宋代灾荒救济这一事实表明 :富民已成为唐宋社会经济关系的中心。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中间层和稳定层 ,富民对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宋代民间借贷与灾荒救济

借贷关系是灾荒救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宋代,以富民为主体的民间借贷取代官方借贷,成为灾荒救济的主导性和关键性力量。虽然在灾荒的冲击下,民间借贷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性,但其负面影响主要是因借贷关系的紧张而引起的,恰恰从反面反映了民间借贷对于社会稳定的不可或缺。在长期的救灾实践中,宋政府逐渐认识到,民间借贷可疏不可堵,在限制其不利影响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民间借贷的引导和鼓励,使其在灾荒救济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养廉银与灾荒救济——以嘉庆十八年豫省灾荒为中心的考察

嘉庆之前,养廉银用之于灾荒救济并不为中央政府所提倡,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河南灾荒却改变了这种局面。捐献养廉银救济灾荒成为清朝荒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短期内,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荒的破坏,但从长远看,成为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根源。捐廉助赈彰显出清朝中央的财政能力大大下降,地方势力影响清朝政治格局的趋势凸显。

民国时期的灾荒救济立法

民国时期的灾荒救济立法,一方面将传统灾荒救济活动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纳入立法的范畴,使之法律化、制度化;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建立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新型灾荒救济制度。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灾荒救济立法的基本内容,从而推动了近代中国灾荒救济活动的法制化。

抚按与明代灾荒救济

抚按是明中后期灾荒救济的核心力量,他们奏报灾伤,请蠲请赈;踏勘灾伤,核实灾情;受命赈灾,主持赈务;监督赈济,澄清吏治。二者职任有交叉也有分工,巡按侧重勘灾和救灾监察,巡抚侧重报灾和领导赈灾,共同推动了灾荒救济的进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因执行救灾程序的机械化及抚按自身的贪腐和不为,也严重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论群众路线在陕甘宁边区灾荒救济中的创造性运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频繁,灾民为数甚众。边区政府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高度,依靠"有组织的群众力量",全力开展群众性的互助互济,使边区不但没有出现一个难民和乞丐,而且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创造了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开展社会救济的成功经验,对执政条件下如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历史启示。

近代民间慈善组织与农村灾荒救济——以北洋政府时期的华北地区为例

北洋政府时期,华北地区灾荒频仍,战乱不断,人民生活困苦。随着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国家赈济职能衰退,民间慈善组织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开始替代政府行使救济灾民的职责,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我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一旦遭遇天灾,对农民的生命财产将会造成巨大的打击,以中国红十字会和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民间慈善组织,以挽救生命为职志,勇于挑起慈善救济的重担,并把以工代赈、教养兼施等西方慈善理念引入到我国,改变了传统灾荒赈济模式。当然,民间慈善团体的赈济效能并非完美,他们所筹发的善款、物资相对于庞大的赈济支出而言微不足道,但他们传播新式慈善理念和救济方式的行为,有效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推动了民间力量的成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灾荒救济研究

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四川处于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加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川省兵祸不断、政治动荡,更是使灾荒变本加厉,本文拟对这一时期川省的灾荒救济进行研究,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的灾荒救济及政府的应对机制,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川省的社会救济情况。

明代河南抚按与灾荒救济

河南巡抚、巡按设置之初便与灾荒救济密不可分,他们在安抚流民、治理河患、疏浚河道、沟通协调等方面分工十分明确,是地方联系中央的纽带和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桥梁。明代抚按官员虽然在救灾中因制度僵化、贪腐盛行有所不足,但仍是明朝中后期河南地区救灾的中坚力量。

抗战时期福建政府的灾荒救济工作

抗战时期,福建政府采取较积极态度组织领导灾荒救济。但后来财力物力困窘,灾荒救济能力极大削弱。本文就抗战时期福建政府的灾荒救济体系、灾荒救济经费及灾后救济措施展开论述,力图对该时期政府灾荒救济工作管中一窥。

宋代富民在灾荒救济活动中的作用

宋代灾荒颇多,社会中富民这一阶层在灾荒时期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富民参加灾荒救济活动分自愿参与和政府强制参与两种形式,但不论是何种形式,富民的救济活动应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功效,过分的夸大富民的作用以及一味的剥削其财富,都会使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使政府处于艰难的境地。

华北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济工作研究——以政权与民间社会互动为视角

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遭遇了严重的灾荒。华北抗日根据地政府采取了发放粮款、积谷屯粮、组织自救、安置灾民、兴修水利、倡导互助、灭虫捕鼠、提倡卫生等一系列措施,力求将灾害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华北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三条:一是将救灾救荒与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结合起来,二是借鉴中国传统的赈济方式,三是确保救济工作的低保障水平和宽覆盖面。在救灾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落后的观念对救灾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二是一些富户不积极响应互济的号召,三是基层干部工作方法不当。

浅论民政行政事实行为——以灾荒救济为研究对象

民政行政事实行为是各级政府对灾荒施救的重要行为。民政行政事实行为有着丰富的基本内涵和正当性的理论基础,以汶川地震为例,我国民事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适用及其规范(立法)方面都需要深度思考和及时完善。

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灾荒救济研究——基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考察

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遭受了水灾、旱灾、虫灾、雹灾、兵灾等多种灾害,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的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开展灾荒救济:其一,发放救济粮和贷款;其二,兴修水利设施;其三,开展节约备荒运动;其四,组织扑灭害虫;其五,发动群众抢种补种抢收。晋冀鲁豫边区的灾荒救济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二是增强群众的防灾抗灾意识,三是组织开展农业生产。晋冀鲁豫边区的灾荒救济工作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促进了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三是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

抗战前后陕北的灾荒救济与人口变动

1928—1933年,中国西北地区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旱灾,陕北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与流迁,有的灾民不堪饥荒和苛政沦为匪寇,买卖妇女与儿童现象尤为严重。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成立了赈灾机构,对受灾民众进行救济和安置。但由于其赈灾不力,导致民怨沸腾。后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能够站稳脚跟与这场灾荒引发的基层社会变动存在一定关联。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将赈济灾民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颁布法令法规安置灾民和难民,推行婚姻新政改变民众的传统生育观,发展医疗卫生事业降低妇婴死亡率等以增殖人口。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人丁不旺"的社会问题,增强了民众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利于边区生产发展和社会稳定。

试论清代京畿商人与灾荒救济

清代京畿地区作为靠近政治中心的畿辅重地,不仅灾荒救济制度完备,而且灾荒救济的主体也呈现多元性的特点,其中商人群体的参与往往成为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清代京畿灾荒救济中的商人,作为救助主体的地方民间力量,其参与涉及钱财募捐、物资抚恤、救助机构等形式,这不仅体现了清代京畿商人对提高社会地位、声望和地方权威的追求,更显示了清代京畿商人与地方社会的良好互动。

新中国初期中共灾荒救济话语的建构及其效应--基于1949-1950年《人民日报》的考察

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却遭遇严重灾荒。在有限执政资源条件下,实施灾荒救济要面临综合性执政考验,灾民要吃饭,国家财政又主要依赖粮食,中共的应对措施及效果直接关乎政府信誉和国家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和领导优势,提出一系列贴切实际的灾荒救济口号,通过构建整套的政治话语,将其救灾目标和方向、救灾方针及其必要性,所依靠的力量以口号形式具体化,又将具体化的救灾措施口号化。通过这样的双向建构,灾荒救济政治话语体系化并深入传播、贯彻到灾区乃至整个国家,取得显著的工作成效。探析新中国灾荒救济政治话语生产、传播轨迹以及贯彻执行的内在逻辑,对于建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灾荒救济与政权建设:以中国共产党应对1940年代前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灾荒为例

1940年代前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旱蝗灾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出了极大考验。为救根据地人民于水火之中,根据地政府将救灾工作放在中心位置,积极组织动员党政军民参与救灾,开创了政府主导、民众自主参与的互动式救灾模式,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权,为其统治合法性的取得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

灾荒救济与信息公开:论1935年山东黄河水灾救济中的赈款收支

1935年山东黄河发生特大水灾,灾民达500万之众。在中央拨款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山东省政府成立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通过公务员扣薪、田赋摊捐、借款、各县自筹、奖励捐款等方式筹款,在未受灾县设立收容所收容灾民,动员全省力量救灾。山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在领导救灾的同时,还将每日的赈款收支情况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在赈灾期间和结束后又编制救灾报告书,对灾情及救济情况进行汇总,其信息公开的程度在民国灾荒救济中实不多见。这次水灾救济中的信息公开,不仅在当时有利于增强救灾机构的公信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救灾,而且对今天救灾中的信息公开亦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