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炭画》

关于《炭画》《鲁迅全集》１９８１年版第十卷第４７２页在注释《炭画》时，注为＂一九一四年四月北京文明书局出版＂。＂北京＂应订正为上海。钱理群《周作人传》（Ｐ．１２７）中的有关注脚亦误为＂北京＂。波兰显克微支的小说《炭画》是周作人１９０８年在东京译成的，...

错位的问与答——透过显克微支《炭画》看鲁迅“祝福”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炭画》对鲁迅“祝福”有深刻影响,但“祝福”与《炭画》的核心细节存在着明显错位。祥林嫂之问关乎死后,但她只能求助于并不关心死后的年轻读书人“我”。《炭画》女主人公玛利萨之问重在目前,但她求助的乃是只能许诺她死后如何的年轻神父。同样答非所问,显克微支关心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现实权益,鲁迅则更在乎同一人群灵魂深处的痛苦。以《炭画》为参照,可以更清楚地显明鲁迅如何反省他本人在终极关怀上的矛盾心理以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精神隔膜。

鲁迅与显克微支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鲁迅的小说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鲁迅先生在批判继承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外来的养料,对我国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把短篇小说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短篇小说因为出现了《呐喊》、《仿徨》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成就最大、水平最高的领域。不仅如此,还由于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阿Q等一系列著名的典型人物,从而使年轻的中国新文学迅速走向世界,显示出它无比的艺术生命力。法捷耶夫说得好:“鲁迅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是和契诃夫及高尔基并列的”(《论鲁迅》)。这并非溢美之辞。 比较说来,在创作初期鲁迅先生对我国短篇小说的革新,更多的是藉助于外国短篇小说之力。鲁迅曾经说过:“旧文学衰颓时,因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他自己开始创作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其中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他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同上)

情洒普安场

普安场的山高,上山下山30里;普安场的人穷, 山里的姑娘抢着往山下跑, 全乡唯一没有扯上电灯的村子; 普安村的小学苦, 教师们闻之心寒.

冯雪峰文艺批评的大众化语言和绘画式描写诉求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冯雪峰,在文学创作中除了重视文学的典型化原则外,还高度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问题,主张运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来塑造文学形象、表达情感、实现文学的社会功能;同时,他还从"油画"和"炭画"的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文学批评,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这种手法,由此表现了他作为一名文学创作实践者的独特性。冯雪峰关于语言大众化的要求与艺术表现的绘画式手法应该得到重视。

统计评比工作要不断革新

在1958年统计工作大改革、大跃进中,全国普遍开展了统计评比竞赛。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对鼓舞群众力争上游,促进生产高潮,以及动员广大群众关心和监督统计工作,都起了十分显著的作用。这是统计工作为生产为群众运动服务的一个有力的方式,在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必须坚持贯彻执行下去。在进行这项工作中, 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过去开展统计评比竞赛中,有些地区和部门对落后单位、落后群众有的采用插白旗、上黑榜的错误作法,产生了不良影响;有的还采用了不适当的讽刺的办法,引起了群众的不愉快;有的单纯进行数字排队,或者孤立地评比少数指标,助长了一些单位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只记进度,不查实效的偏向;以及对于评比中的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现象注意不够等。这些缺点,虽然是次要的、部分的,在当时讲来甚至是很难避免的,本刊在去年介绍评比工作经验时也或多或少介绍过这些,但在今后开展统计评比运动中,必须切实地加以纠正和改进。希望各级统计部门认真总结这个工作开展以来的经验,在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1959年各项中心工作任务,继续大力开展统计评比竞赛,并把这个工作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