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2014:美国烟草管制斗争的半个世纪

选择以权力与权利的组合关系为观察视角,可以十分清晰地呈现美国烟草管制斗争半个世纪的基本格局:在权利与权利斗争关系中,其彰显为美国烟害诉讼的曲折发展,主要围绕烟草致害是否成立侵权赔偿而展开;在权利与权力斗争关系中,其外化为烟草管制与公民权利之间包容与界分的诸多争论,主要围绕烟草管制是否侵犯公民基本权力而展开;在权力与权力斗争关系中,其集中于美国药品与食品管理局(FDA)烟草管辖权从无到有的变迁历程,主要围绕其是否具有主体正当性而展开。通过这一梳理,我们可以获知的基本经验包括:真实评估烟害诉讼的管制效果及其在我国的可行性、尊重和落实法律保留原则、集中配置我国烟草管制行政执法权限。

世界烟草管制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烟草制品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对其实行严格的政府管理。美国实行管制竞争,日本实行部分专卖,俄罗斯实行自由竞争,欧盟实行开放竞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管制政策给予我们三点启示:从历史上看,烟草专卖制度是一项富有成效的政府管制制度;烟草专卖制度的最终归宿是去专卖化,即从专卖化走向市场化;变革烟草专卖制度需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必要时要充分发挥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支持和保护民族烟草产业的发展。

论烟控背景下埃及的烟草管制:演进、困境与障碍

烟草使用给埃及带来了沉重的社会问题,烟草管制是减少烟草使用率的主要举措。自20世纪70年代埃及政府颁布烟草禁令开始,在政府的主导与非政府的参与下埃及基本上形成了较为系统化、体制化的烟草管制。历经近半个世纪烟草管制的开展,埃及的烟草管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陷入了烟民数量持续增长、水烟吸食风气的盛行、女性吸烟问题的日益突出、二手烟暴露问题严重等窘境。这些窘境的形成与烟草管制遭遇的障碍紧密相关。埃及烟草管制事业的发展是其现代化发展的缩影,烟草管制暴露的问题凸显了其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缺陷。

烟草管制与公民权利的包容与界分

毋庸置疑,对已沦为习俗的吸烟行为予以管制,必然会滋生侵犯公民权利方面之不妥,一般而言,其表现为与吸烟者行为自由权、烟商言论自由权、以及吸烟者与企业主财产权三方面存有冲突。我们经由对自由权本质属性的剖析可以明确,有碍他人健康之吸烟行为非属行为自由其类;同时,亦并非所有烟草宣传皆可归属言论自由权范畴,在烟控制度结构中,我们理应对烟草宣传保持"尊重与戒惧"的基本态度。另外,限制购买以及征收烟草税所造成的财产限制,事实上和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侵犯亦是有所差别的,购买香烟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支配情形,对其予以限制并不违背法经济学上的资源配置法则。最后,对企业主而言,单纯的获利机会、商业利益、赢利预估或期待并非属于财产权的保障范围。

近代早期英国国王主导下的烟草管制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面临着民众过度吸食烟草、外国烟草长期占据本土市场、荷兰人垄断英属殖民地烟草采购与运输等问题。英国统治者认为烟草关乎民众身体健康、国家财税、殖民地开发以及国际竞争,有必要将其纳入国家治理范畴。到17世纪中叶,英国针对烟草种植、采购与运输、零售、吸食等方面制定出一系列管制措施。英国烟草管制是国家层面对新兴商品进行管制的经典案例,从侧面展示出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治理政策与方式的调适。国王凭借不断扩张的权力,推行并改进管制政策。也正是因为国王的主导以及为满足王室财税需求,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国王与专利者利益为中心的垄断性质的烟草管制形式,这切实反映了近代早期英国国家治理的另一种面相。

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披露对烟草业的影响及对策

本文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其第9、10条实施指南部分案文(FCTC/COP4(10)号决定)关于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烟草制品披露的规定进行解读,结合成分管制和披露在业界的实施状况,分析其可能对中国烟草产生的影响,并提出有关措施建议。

烟草税的管制功效及其理性应用

对烟草税所产生的抵触情绪,理应归咎于对烟草税本身的理解偏差、我国烟草税的制度不透明以及非科学应用,而并非烟草税是否能够对吸烟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因为这早已在医学与经济学研究以及域外烟控实践中获得证实。因此,烟草税本身是具有正当性基础的,只不过,我国需要进一步明确该种税收的宪政立场,建立程序公正的征收制度和烟草税税款的专款专用制度。此非但可以缓解烟控政策实施之初对烟草经济带来的冲击,同时也能消解社会大众对烟草税的正当性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