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型司法的实证与运行——以法院工作报告对热点刑事案件的回应为研究文本

近年来,热点刑事案件成为人们关注司法的切入点。通过对近几年来网络十大事件、年度十大案件、年度十大刑事案件进行整理,对近四年的工作报告针对热点刑事案件的回应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一种全新的司法模式——"回应型司法"正在形成。在回应型司法中,刑事审判应以法律效果下的社会效果的实现为核心,积极对社会需求作出回应。

公众话语压力下的刑法解释——以热点刑事案件中刑法解释方法的择向为视角

热点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面临公众强烈质疑的困境。刑法解释理论本身的缺陷不足以造成困境,民众感官正义与法官司法正义的冲突也并非根本原因,公众不完备的信息能力才是困境形成的本质原因。公众话语压力通过刑法解释对象发生作用并影响法官解释方法的择向,一旦公众话语过度渗透,形成话语压力,则可能引发刑法解释过度追随公众认同的可能性、解释结论消极影响的"溢出效应"等非理性司法特性。要突破上述困境,应强化公众信息能力以消解公众话语压力,以公众认同的基本情理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并坚持"人本主义解释范式",还应准确确定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以提高法官刑法解释技艺。

刑事司法中逻辑法条主义的反思

鉴于"深圳鹦鹉案"等热点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与大众情感、观念的尖锐对立,有必要对决定裁判结果的逻辑法条主义进行检讨与反思。逻辑法条主义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包括定罪层次的定性化机制、量刑层次的定量化机制以及刑事程序的科层式决策机制等。逻辑法条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成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法条主义从无到有、逐渐形成,当前的司法体制则为逻辑法条主义的盛行提供了理念、制度、技术上的支撑。然而,逻辑法条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诸多冲突,包括实质正义观念和形式正义观念的冲突、专业审判组织决策与民众意见的冲突、抽象立法与具体现实的冲突等。为达成逻辑法条主义下的情法协调,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予以改革完善,包括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法官造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巡回法庭的法律审制度)、提高立法技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