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的书画及其阅读价值研究——以焦秉贞《御制耕织图》为例

为了供子孙、臣子以及庶民学习农桑技术,康熙下诏复刻《耕织图》,然而刊本的目的与价值能否实现则取决于书籍内容、读者群及其阅读能力。此书文字为无句读的诗歌,并且用行书写刻,据统计,清代只有10%的成年男子具有文言文阅读能力,所以其实现传播农桑技术的价值大打折扣。不过书中精美的书画艺术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还提高了各层级阅读群的欣赏能力。

焦秉贞《御制耕织图》：康熙朝艺术风尚的见证者

焦秉贞《御制耕织图》成书于满人入主中原不久的康熙年间,又值西学东渐之际,所以书中的书画艺术气息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在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交叉影响下的清初康熙朝艺术发展的风尚。

重农劝农理念下《御制耕织图》的编撰与传播研究

耕织图是古农书的一个类型。《御制耕织图》是康熙命画家焦秉贞仿南宋楼璹《耕织图》创作而成,是耕织图体系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在农学文献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从编辑学视角探讨了《耕织图》与《御制耕织图》之源流,总结了《御制耕织图》注重视觉通感的编辑特色,表现在视觉文化的编辑价值追求、通感体验的编辑手段创新及融通感念的编辑审美追求三个方面;作为官方下令刊印的农书,其传播方式有颁赐,翻刻,传教士、商贾和各国使节的推广;对当下古农书发展的启示为编辑观念创新是古农书典型化的根本之路,图书传世流布是检验古农书生命力的试金石。

焦秉贞《御制耕织图》研究

本文以清代画家焦秉贞所绘《御制耕织图》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其与前代各种版本《耕织图》的对比来进行研究,分析其创作形式上的创新以及内容上所做的调整和改变,进而探究其中所折射出的帝王政治观念,望能够为研究《耕织图》的创作意义和艺术价值提供另一种新思路。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

焦秉贞《耕织图》中二十四节气图像叙事及其艺术特色

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焦秉贞《耕织图》是中国古代农耕题材绘画的杰出代表。整套作品中西融合,表现古代农民耕织生活,并融入画家对生活的趣味和对劳动人们的悲悯情怀。《耕织图》生动展示了一年二十四节气中劳动人民“耕与织”的场景,是中国艺术史上别具一格的绘画艺术作品。

关于《御制耕织图》的复制和研究

《御制耕织图》是经康熙皇帝赐旨题诗,系宫中画师焦秉贞绘制,宫中刻工朱圭、梅裕凤刻制完成的古代版画宏制。然而正是图册所体现出高超的技艺和艺术水准,使得此画册在后世有许多盗属原版名的翻刻本,使得该画版本很多真假难辩。现此图各书所叙俱不相同,具体到哪一版本是铜板还是木版?各书所叙互为矛盾。本着科学务实的研究精神,考虑到我们们从事版画创作多年而长于版画实践的方便条件,我们决定翻刻其中一张画,结合典籍考据,对《御制耕织图》进行实践性的再次性鉴定和研究。

清康熙本《御制耕织图》原刻初印本、后印本与覆刻本

清康熙三十五年焦秉贞绘、朱圭镌刻的《御制耕织图》是清前期宫廷版画的代表作品,焦秉贞参用西方画法并做了适当的本土化处理,把透视画法纳入到了传统的"耕织图"图像体系中,发展出一套新的绘画样式,并在帝王的推动下制作成版画,"镂版印赐臣工",在宫廷与地方得到了广泛的复制与流布,影响深远。清代《耕织图》的版本十分复杂,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对于上图下文版式的《御制耕织图》原刻本初印本、原刻后印本、覆刻本的判定不清晰,存在把覆刻本当原刻本的现象。本文借助新公开的版本资源,对上图下文版式的《御制耕织图》版画版本进一步厘清,以推测其刻印过程,并分析原刻初印本、原刻后印本及覆刻本的特征与关系。

《御制耕织图》

《耕织图》顾名思义是描绘种田和纺织的美术作品。早在南宋,楼(王寿)曾经画过《耕织图》。楼的原作早失,清代乾隆时根据元朝程荣摹本刻石,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后因英法侵略军火烧圃明园,殃及园内的《耕织图刻石》。如今破残不堪,完图只剩十四幅。清代的《御制耕织图》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诏令绘图,康熙皇帝每图各赋诗一章,经过数年完成后又镂版印成书的。《耕织图》也可以说是封建王朝统治者鼓励百姓努力农业和纺织生产的宣传品;

康熙《御制耕织图》与乾隆《御题棉花图》透视学研究

本文围绕清殿本《御制耕织图》和《御题棉花图》进行对比研究,旨以西方透视学角度切入,分析清朝初期与中期宫殿农耕版画代表作品在透视上的发展状况。

康熙版《御制耕织图》中的女红题材表现研究

康熙版《御制耕织图》是由宫廷刊印的表现农业生产的版画作品,分耕图、织图两部分。其中织图描绘的是一系列的女红活动,表现了中国传统劳动妇女的生活常态。相较于其他女红题材绘画,它更具有宣传农桑、鼓励农业生产、普及农业知识的意义。焦秉贞的绘画艺术,也使得《御制耕织图》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绘画创作具有借鉴意义。

康熙《耕织图·碌碡》考辨

康熙《耕织图》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命宫廷画师焦秉贞绘制的,全图由耕、织二个内容46幅画组成。画成以后,清圣祖为《耕织图》写了序又题了诗,所以康熙《耕织图》又称为《御制耕织图》。《碌碡图》是耕图中的第五幅图。画面是一个农夫扶着一个外有木框内装木条,上有铁钉的农具在水田操作(见图1),图象题名为碌碡。

乾隆《棉花图》对康熙《耕织图》的承袭与发展

清代耕织图系列图谱可分为模仿宋代楼璹《耕织图》的系列,以焦秉贞《御制耕织图》为代表;棉花图系列,以乾隆朝名臣方观承编《御题棉花图》为代表。本文围绕清殿本《御制耕织图》和《御题棉花图》进行对比研究,旨在分析《御题棉花图》对《御制耕织图》的承袭与发展,发掘其社会成因,从图像传播的普适性以及政治教化功能的角度分析清朝初期与中期宫殿农耕版画代表作品的发展状况。

自古以来的“第一件大事”——读康熙皇帝《耕织图》题画诗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清康熙皇帝写的农功蚕事《耕织图》题画诗四十六首。写的是艰辛的农耕桑织生产的终始。写成后,他命宫廷画家(钦天监五官正祗候内廷)焦秉贞依次绘制,并依图刻之。据乾隆皇帝称,其绘刻的目的是:"以示子孙臣庶","衣帛思织女之寒,食粟念农夫之苦。"乾隆由此自谓:"

八卦田遗址公园《耕织图》文化研究

2007年建成的八卦田遗址公园,是当年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之一。公园中有多处有关农耕的文化陈设,笔者对其中的《康熙御制耕织图》产生浓厚的兴趣。本文欲探讨此版本及之前更早的楼璹版的《耕织图》及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并揭示出传统的农耕文化通过八卦田遗址公园的农耕文化陈设中达到了传承和推而广之的目的。

乾隆墨彩耕织图诗瓷版

乾隆墨彩耕织图诗瓷版,外形是一本袖珍叠摺式书。紫檀木的书皮上阴刻小楷《御制耕织图诗》六字,书页由九十二块黄绢镶边的长方形瓷版组成,集绘画、书法、装裱、釉彩艺术为一体,古朴高雅,诗情画意,代表了乾隆墨彩清新明秀的艺术风格。图诗每页高11、长12、宽8.5厘米,书心瓷版长7、宽5.3厘米。全套图诗共四册,包括“耕”与“织”两部份内容,每一部份有上、下两函,上函长230、下函长315厘米。图诗诗画并用,描绘了古代农桑的全部过程。按照耕与织的时间顺序,耕目有: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荫。

康熙官窑青花耕織圖碗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间,始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相传康熙南巡时,当地的藏书家曾进献宋版楼(王焘)的《耕织图》,康熙皇帝受到启发,为了使人们不忘“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这句古谚,特命善画山水人物的宫廷画家焦秉贞,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参照楼(王焘)的《耕织图》绘制了《御制耕织图》,亦称《佩文齐耕织图》,其中耕、织各二十三幅,康熙皇帝亲笔作序,并为每幅作诗一首。焦氏的《御制耕织图》一经问世,特别是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镂版刊行後,曾广为流行,不但御用器物以其为蓝本进行装饰,而且民窑瓷器及木版年画等也大量采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官窑青花农耕纹碗,就是一件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康熙《御制耕织图》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作为清代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耕织图,康熙《御制耕织图》选择了以江南地区为蓝本来呈现汉族农村的水稻种植与蚕桑丝织过程。之所以如此,与清初的社会心理密不可分。这些要素的选择,既衔接了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又契合了统治者的施政要求,具有厚重的心理学涵义,即确立清廷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革新社会秩序,表征统治者理想的农村模式。因此,康熙《御制耕织图》具有突出的社会治理属性,对理解历代耕织图的功能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印赐臣工:《御制耕织图》与康熙皇帝南巡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御制耕织图》版画,与绘本版本的“唯一性”不同,因其“复数性”而具备了传播的属性。本文通过梳理《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等记载中康熙帝南巡赏赐《御制耕织图》的相关材料,结合张鹏翮翻刻版本的颁行,分析康熙帝将《御制耕织图》赏赐的官员具体情况、皇帝的用意及官员受赐后的回应,展现南巡期间通过版画赏赐引起的君臣互动的过程。结合康熙帝第二次与第三次南巡赏赐之变化,分析康熙帝利用版画媒介的传播属性,渗透统治理念,以拉拢、教化臣工之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