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煤炭资源富集地经济社会问题剖析

煤炭在我国能源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对煤炭资源开发的不断推进,煤炭资源富集地的环境破坏、土地占压、农产品减产、村庄搬迁等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首先对我国煤炭地区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通过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开采的机械化水平、完善制度体系的对策建议。

贵州煤炭资源富集区循环经济工业园建设模式研究

采用对比分析法、归纳分析法、实地调查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调查贵州省煤炭资源富集区的煤炭资源开采现状、园区建设现状等,对贵州省煤炭资源富集区发展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内企业生产物流流程严格按照"减量化"原则规划设计,构建基于小循环的工业园建设模式。通过生产流程合理规划设计、排污权交易、园区企业规划设计,构建基于中循环的工业园建设模式。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与外界的物质交流,开拓园区企业生产的清洁产品的市场,构建基于大循环的工业园建设模式。

煤炭资源富集区生态补偿模式探讨——以陕西神木县为例

煤炭资源富集区生态补偿模式的研究对于推进生态补偿实施、寻找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典型县神木县为例，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方法对192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探讨资源富集区农户选择生态补偿模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户更偏好于选择稳定的政策补偿模式和更高额度的现金补偿模式，其中47．9％的农户选择政策补偿，35．9％的农户选择现金补偿，11．5％的农户选择技术（智力）补偿，另有4．7％的受访农户希望得到机会补偿；影响农户选择政策补偿模式的因素是常驻家庭人口、技能和人口规模，影响农户选择现金补偿模式的因素有位置、距县中心的远近和技能。文末对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讨论，为煤炭资源富集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提供参考。

基于STIRPAT模型的煤炭资源富集区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以煤炭资源富集区4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拓展STIRPAT模型,利用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该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煤炭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碳排放随着经济发展持续增长;人口密度、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均有显著“促排”效应;而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显著,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碳排放呈现先下降再反弹的态势,金融发展对煤炭资源富集区的抑碳效应不显著。政策制定者应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步伐,大力推进煤炭清洁生产及低碳高效利用,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注重外商投资引进质量,加强环境规制力度,深化金融发展,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

煤炭资源富集区农户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神木县为例

以农户为细胞单元,通过对典型乡镇农户收入的差异分析来探讨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选取陕西省神木县12个乡镇典型村域进行农户调查和定量评价,运用多元回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各乡镇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显著,基尼系数均在0.20以上,67%的乡镇基尼系数大于0.30,其中解家堡、乔岔滩、花石崖的基尼系数更是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乡镇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回归结果显示: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支出是低收入家庭农户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户主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等显著影响着中等收入家庭农户收入;而经济潜力、家庭教育负担、区位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农户收入影响显著。研究表明,要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除了发展个体经济、提升兼业比重外,还应重视农户自身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合作。

中国北方煤炭资源富集区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

采用内蒙古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年度统计公报数据,从生态风险、环境污染和生态治理这三大维度构建内蒙古生态承载力评价模型,运用信息熵、TOPSIS模型以及多项式趋势分析模型等对内蒙古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6年内蒙古生态承载力变化经历了两轮周期的变化过程且极差明显扩大,呈现出"周期性变化、阶段性上升"的总体态势;内蒙古生态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大幅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措施正在进一步得到落实,为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于SD模型的煤炭资源富集区转型发展路径仿真及对策研究

由于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煤炭资源富集区产业结构“偏重”、生态负荷超载、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依然突出。以内蒙古为例,针对煤炭资源富集区转型发展系统的结构及其内部作用关系,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设定了不同情境下煤炭资源富集区发展的模拟方案,揭示区域的发展动力特征、产生机理并将其可视化呈现。结果显示,协调发展型方案下煤炭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达到中高速水平,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问题得到明显缓解,区域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更加完善,生态压力有所降低,生态环境更加优化。

煤炭资源富集区农业现代化模式探究——以杨家窑村改善农民生计实践为例

以通过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山西大同杨家窑村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为研究主题,重点探究农业现代化发展、自力更生完成基础保障两方面举措,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业+互联网""农业+旅游"和农民职业化等对策,为经济下行背景下煤炭资源富集区经济转型对农民生计影响研究提供了有益探索。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煤炭资源富集区的低碳转型探析——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视角

以“双碳”目标的实现为背景,将煤炭资源富集区作为碳减排的重点区域,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视角,选取2011-2020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煤炭资源富集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煤炭资源富集区的碳排放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当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降低了地区碳排放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受数字经济政策实施的影响,具有时滞性。

我国西北部地区煤炭行业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及人才培养

分析了我国西北部地区煤炭行业人力资源的现状和问题,基于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人力资源需求,构建了西北部地区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结构体系,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和政策建议。研究成果期望为我国煤炭行业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和行业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层次分析和熵权法的煤炭富集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

基于煤炭资源富集区特点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从人文发展、产业转型、基础设施、资源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经济发展六个方面构建了多层次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对陕西省煤炭资源富集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评.结果表明,陕西煤炭资源富集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由高到低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中,神木县综合评价值排在首位,城镇化水平最高;韩城和榆阳位于第二层次;耀州、子长、彬县和黄陵排名靠后.依据测评结果,提出加强煤炭资源富集区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