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关于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进展

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关于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进展贾理群，刘旭，汪应洛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一、引言长期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集中于物品与服务供需变动的短期分析。这些分析模型在传统上“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排除了对技术和社会体制变动的分析。即便在５０年代，当经济...

创新、创造性破坏与内生经济变迁--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熊彼特曾试图建立一个以创新为动力的内生经济变迁理论。在沉寂多年以后,熊彼特的这一经济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复活。演化新熊彼特主义借用生物学隐喻构建了企业的行为模式,使创新得以内生化,并类比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过程描述了经济动态过程。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则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思想模型化,通过引入研发生产函数和对创新组织的探讨将技术创新内生化,深入地研究了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市场结构问题。三支理论在方法论和学术传统上的差别导致了它们对创新机制以及经济变迁的不同理解。文章系统地梳理了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发展并对之进行了比较、评价和展望。

熊彼特及其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关于创新-经济周期研究的述评

创新理论是解释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以熊彼特及其主流新熊彼特主义学者的创新理论为依据,考察了他们以创新解释经济周期的逻辑发展过程,并扼要评论了他们的理论贡献与不足之处。

技术发展的模式及其经济学意义——后熊彼特主义的观点

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很早就出现在人类历史上。随着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新技术产品层出不穷。到今天,已有统计的技术产品就有近500万种之多。而且,现代发明的各种新技术与历史上的同类技术相比,无论在功能还是在品质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技术是怎样发展的?这种发展有没有什么模式?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人们更有成效地进一步开展技术活动、推动技术创新、发展经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主要根据1950年代以后出现的研究成果。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工业“创造性破坏”——新熊彼特主义的理论视角

从演化的新熊彼特主义创新理论出发,环境规制对工业＂创造性破坏＂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刺激＂或＂倒逼＂生产部门打破固有的增长模式建立新的增长框架。本文运用内生增长模型,讨论了环境规制政策与工业＂创造性破坏＂的关联关系,并借助系统广义矩估计与门槛面板数据模型,从工业经济增长水平和工业创造能力两个维度,验证了环境规制对工业＂创造性破坏＂存在门槛效应,并且具有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在区域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结构。为实现我国环境保护与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需要因地制宜地在各地区运用适当的环境规制激发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创新发展的叠加效应。

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理论到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理论——杰索普论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出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伴随着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战后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在国家与民族两个维度上陷入了多重危机,福利国家面临着重构。在杰索普看来,伴随着向工作福利体制的转变、治理与元治理的兴起,它正转向后福特主义中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尽管新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仍然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我们还无法精确把握其确定的历史轨迹,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找到了解决“奥菲悖论”的出路。

新熊彼特主义视角下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研究

相对于主要采用均衡模型和优化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ACE)具有能够联系微观机理与宏观现象的优点,在新熊彼特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介绍了ACE的基本概念框架并比较了几种主流仿真平台,从微观(企业及组织机构知识流管理、企业创新内生影响因素)、中观(供应链协调优化、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宏观(区域及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创新扩散、创新政策仿真)三个层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综述,分析了ACE的应用前景与发展趋势。

新熊彼特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进展

本文着重分析了新熊彼特主义关于区域经济的生产要素、区域供给和需求、区域经济的空间聚集和扩散、区域经济增长、演化经济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还包括对区位与创新、企业与创新、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网络系统等理论的研究。本文认为新熊彼特主义从创新视角用了全新的方法即聚集和非聚集因素来阐释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基于动态过程的区域经济变化是其分析的核心。而这些研究内容及其方法都是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推进。

熊彼特创新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以兰州新区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任务。新时代,作为一个发展了七年的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充分利用了“一带一路”的地理位置优势,创造了属于大西北的奇迹。兰州新区的规划不仅是西部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关键节点,还是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部署的关键一步,承担着国家任务和历史使命。本文依据熊彼特创新理论,通过分析兰州新区的发展问题,将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希望能为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帮助,为新区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

资源配置与生产效率——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金融系统功能的解释与比较

金融系统功能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中联系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两种理论的一条主轴、核心与关键,是探讨金融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石。通过对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两个分析框架下关于金融功能的不同解释即资源配置效率与产出效率进行分析与比较,发现两个分析框架并不矛盾,配置效率关注金融的质量,而产出效率则关注金融的数量,将两个视角的分析联系起来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金融系统功能,也有助于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特征,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建设。

共同富裕视野下的中国科技创新:逻辑转向与范式创新

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科技创新战略与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效支撑。在共同富裕视野下,中国科技创新面临新的逻辑转向,包括科技创新目标从市场逻辑下的经济价值主导转向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混合型使命驱动,科技创新的价值目标更加关注人的发展与社会意义;科技创新场域逐步从经济场域转向公共社会场域,立足创新驱动的商业型创业与社会创业的双向嵌入实现混合型创新;科技创新关键主体构成逐步从熊彼特主义下的市场企业家、创业者与科学家驱动的创新转向群体大众,个体精英主义转向群体大众主义;科技创新的竞争逻辑逐步从零和博弈转向正和博弈与价值共创共生;科技创新的政策供给逻辑从强化企业创新能力的强选择性逻辑转向优化大中小企业创新环境与创新基础设施的普惠性与功能性逻辑。更为关键的是,共同富裕视野下中国科技创新范式要真正意义上走向后熊彼特主义下的公共创新、人民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向“政府—社会—企业”三重创新主体驱动的创新范式转型,构建并完善区域创新协同合作、产业跨界融合与深度赋能以及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

自主创新与产业竞争力的关联

上海工业产值占上海GDP的50％，工业中六大支柱产业（信息产业、生物工程制药产业、电站成套设备产业、精细化工产业、汽车产业和钢铁产业）是上海GDP的重要增长点。如何有效提高上海支柱产业的竞争力？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在此方面。新熊彼特主义关于自主创新与产业竞争力关联性的理论值得借鉴。

技术变化、制度变化与经济系统的演化

本文比较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在处理技术、制度因素方面的基本区别,着重分析了技术变化、制度变化与经济系统演化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技术变化、制度变化与经济系统演化的模型。

动态能力论足以挑战资源基础论吗?

严谨的动态能力概念要求其首先必须是一种组织的惯例,动态能力本身并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但动态能力可以通过调整和改变企业的核心能力来影响竞争优势。动态能力论并不是一个与资源基础论相竞争的新理论,其解释的仍然是资源基础论内部的问题。在战略管理理论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基础理论仍然是资源基础论,动态能力论并没有为战略管理领域提供经得起推敲的理论基础。但动态能力论为资源基础论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线索,并对资源基础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主权国家经济周期共性分析与经济周期模型创新

本文通过分析海洋时代以来的五大主权国家的兴衰,并结合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深入探讨了经济危机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从制度环境和实业技术革新的两个层面深入剖析,探讨性地重新架构了经济周期运行的模式,最后提出政府的作为空间和市场的运行空间。

对熊彼特创新理论复兴的述评

本文阐释熊彼特创新理论复兴的时代背景,从企业家理论、技术长波、创新集群等角度剖析熊彼特创新理论复兴的学术脉络,并基于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复兴这一现象进行简要评价。

寻找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理论思维——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果,目前已进入发展模式的转型期。我国政府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已经从技术追赶阶段逐渐进入了前沿科技的"无人区",国家创新体系需要激发由好奇心驱动的具有前瞻性、探索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但是,在国家创新体系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如何改善治理模式,鼓励和促进创新等问题仍然需要系统性地回答。因此,本文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回溯了创新在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实践,讨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创新遇到的挑战,并给出适用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建设与政策制定的建议。

新常态下的变革路径

辜胜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新 常态下实现不一样的增长需要“熊彼特主义”而非“凯恩斯主义”.熊彼特把企业家看得非常重,他认为创新只有企业家才能完成,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在当前新的增长模式中,我们需要“熊彼特主义”的引领,重振创新基础,为新的生产技术、新的创业项目以及唤回企业家精神开出药方.

共同富裕战略下企业创新范式的转型与重构

共同富裕战略是“十四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重大战略延续,是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抉择。共同富裕战略深刻嵌套于国家创新体系之中,对微观企业创新战略导向以及创新范式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共同富裕战略的价值维度可以从战略目标、战略参与主体、战略过程以及战略实现举措与机制等系统理解。立足“环境—战略—行为”传导框架实现共同富裕战略对企业创新战略导向与创新行为的传导,在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企业创新的逻辑起点逐步转向后熊彼特主义,体现为从企业家个体驱动的创新迈向社群用户创新、企业创新的主导使命从经济使命主导转向混合型使命主导、企业间创新竞争逻辑从竞合逻辑主导转向价值共创共生逻辑主导、以数字平台主导的平台创新生态系统逐步从平台“赢者通吃”逻辑走向“共享赋能”逻辑。更进一步地,迈向后熊彼特主义下的企业创新范式需要在企业家精神层面从市场逻辑驱动的创业企业家精神迈向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组织创新战略使命层面需要从经济使命迈向综合价值创造使命;组织载体层面需要从纯商业组织迈向混合型组织以及在企业创新政策环境层面需要从创新能力的强激励导向迈向创新共享的普惠型政策支撑;未来,深化推进共同富裕下的企业创新范式转型需要立足“政府—社会—企业”三重主体构筑面向后熊彼特主义的创新政策激励体系、企业家精神涌现的社会成长平台以及企业可持续的价值共创与共享商业生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