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熊赐履的理学思想

熊赐履是清初孝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亦是一位理学大家。本文认为,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重主敬、推崇躬行和“崇正黜邪”三个方面。熊赐履以朱熹理学的传承者自居,著书立说,大力弘扬朱子理学思想,竭力捍卫理学的独尊地位,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

论熊赐履《四书》学诠释的经筵特征

熊赐履是清初理学名臣,其《四书》学诠释具有鲜明的经筵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宗旨上,尊崇程朱、辨正道统;在风格上,直说大义、明白易晓;在致用上,由经及政、以道正君。熊赐履《四书》学是《四书》学在现实政治中的典型性展开,代表了《四书》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

试论熊赐履《学统》的道统建构

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天崩地解。随之而来的是自明代中后期开始显现的由于学风空疏而导致的传统儒学道统危机达到顶峰。面对刻不容缓的危机,在朝在野的理学士人共同掀起一股"崇实黜虚"的实学风气力图扭转颓势。其中,整理学脉以传承道统是其当务之急。一时间,编写学术史著作,整理学脉以传承学统,辨明道统之风气大开。康熙年间,庙堂理学家熊赐履所著《学统》便是此种风气的产物之一,《学统》以程朱为宗,对清初政治与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名臣熊赐履——兼论清初汉族士大夫的政治处境

康熙朝理学名臣熊赐履,思想上学宗程朱,以卫道为己任,重视实践,以理学著称于世;仕途顺利,且与康熙朝政治联系紧密。熊赐履是康熙帝在理学思想方面的启蒙者,其学术观点对康熙朝的思想文化影响至深;同时,熊赐履对清初政治也颇有影响,经常被康熙帝召见,谈论朝政方面的问题。熊赐履个人的经历与他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作为和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族士大夫在清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处境。

熊赐履与《明史》纂修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特敕熊赐履充任《明史》监修,"并兼总裁之任"。康熙四十一年,熊氏进呈《明史》416卷,这是五载之间熊氏"悉心刊订"而成稿的。稍后,熊氏又将进呈本《明史》中的"叙、论如干首"辑出,编成《兰台节录》一书,今佚。据《兰台节录题词》提供的线索,可以发现熊氏旧著《读明纪随笔》与国家图书馆所藏416卷本《明史》中部分"论"之间存在承袭关系。

论康熙提倡程、朱理学

论康熙提倡程、朱理学何孝荣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期间（１６６２－１７２２），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他尊奉程、朱，排斥陆、王；提倡真理学，反对假理学；宣扬理本体论和程、朱理学顶峰论．强调＂实＂学。康熙提倡程、朱理学，既促进了清初的统一，巩...

论康雍乾三朝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

康雍乾三朝是有清一代的鼎盛时期,最为史家所称道。本文拟就康雍乾三朝宽严相济施政方针这个问题进行论述,以便加深对康乾盛世的全面认识。(一)宽严相济的思想来源任何一种理论或方针的提出与制定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有其思想基础。而宽严相济方针的思想源泉就是由中国古老的中庸思想发展而来的执中思想。这种思想最早见于中国儒家的经典《中庸》一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句名言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包含有中的道理和法则。

屡受殊荣的日讲起居注官陈廷敬

清代的起居注官和日讲官,均非关乎国家军政要事的显赫官职,但由于他们与皇帝接触频繁、关系密切,所以都由皇帝最可信赖的大臣担任。康熙朝名臣陈廷教,生前官阶累累,死后又受康熙帝亲自举哀的殊荣,其非同寻常仕途的真正起点,正是从出任日讲起居注官开始的。

身兼数职的江南三织造

江南三织造,指的是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主要为清代皇室采办织造事宜,《大清会典》记载其分工为:"凡大红蟒缎、大红缎、片金、折缨等项,派江宁织造承办。仿丝绫、杭绸等项,杭州织造承办。毛青布等项,每年需用三万疋内,苏州织造承办,需用至四五万匹,则分江宁等处织办。"但除了这项主要的本职工作外,三织造在江南地区还承担了其他的职责,就是笼络江南文人士族、密探江南官场情形、搜集江南各类信息等。

康熙提倡真理学

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期间(1662—1722年),尊奉程朱理学,不仅确立其官学地位,而且大力提倡“真理学”,要求人们言行守“理”,经世致用,对清朝历史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程朱理学是由北宋程颢、程颐等人创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的儒学改造流派。他们宣称精神性的“理”(即表现为封建纲常伦理)是世界的本原,主张“格物穷理”,提倡‘有天理,灭人欲”。

两江总督傅拉塔密陈于成龙等劣迹满文奏折

本专题所辑傅拉塔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三件奏折,均选自馆藏满文朱批,内容涉及郑端、徐乾学、王鸿绪、熊赐履、于成龙、伊桑阿等人,今予译登,或于研究康熙朝政治有益。——选译者

薛宝钗推后入曹府 脂砚斋提前写香菱——石头记甲戌本第四回评点(系列连载5)

此一回的中心人物实则有二:宝钗和香菱,书中先写薛宝钗的出场,随后写香菱被拐卖之悲惨故事。薛宝钗为康熙的老师熊赐履遗腹女,原本在黛玉入府之前入府,香菱是本书作者脂砚斋在书中的另一位化身,本回写的是脂砚斋在曹家1728年抄家之后的一段人生经历。出于本书的结构和情节需要,作者推后了薛宝钗的入府时间,同时,提前写了香菱原本发生于后来的故事。

旧题万斯同416卷本《明史》＜列女传＞研析

《明史》往往被视为官修史书中之善本，关於《明史》纂修的过程，学者已有不少讨论，例如从官方的立场、编纂之分期等方面来探讨这部书的编修情形，然而在《明史》各式稿本中，416卷本《明史》的考订与其中＜列女传＞的编纂，仍有待厘清与研考。 北京图书馆藏416卷《明史》抄本，书中未注明作者，《续修四库全书》将其撰着人列为万斯同，但万氏编纂《明史》的成果，自清代以来即众说纷纭，加以其所留下的史稿残缺不全或未注明撰者，往往难以断定。其次，目前所存被视为万斯同《明史》的稿本中，唯有416卷《明史》存有＜列女传＞，其内容与通行的武英殿本《明史》稍异。本文分析416卷本《明史》＜列女传＞编纂的特质，探究本书将明代妇女集体入传的构想，并与王鸿绪《明史稿》、通行本《明史》＜列女传＞二稿略作比较，以凸显《明史》＜列女传＞编纂的特色与其在《明史》编纂过程的意义，另也顺带考证旧题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的相关问题。

经筵日讲与康熙政治

经筵日讲,是中国封建社会治国之君、尽忠之臣所重视的一项政治思想活动,是封建帝王自我教育的一种学习方式。清承明制,有作为的康熙大帝在青年时代便自觉地投入了这一活动,此举对他的施政大有裨益。本文试就康熙帝从事此项活动的特点及对其治国安邦的作用略作论述。一康熙八年(1669)五月,康熙帝一举剪除辅政专权的鳌拜集团,真正实现了亲政,长期被阻遏的经筵日讲才得以着手进行。康熙九年十月。

汪景祺与《读书堂西征随笔》

汪景祺(1671——1726年)原名日祺,字无已,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少承家教,博览群书,成为一代饱学之士。但他性情豪爽,放荡不羁。他常认为:“悠悠斯世,无一可与友者。”人们对他也只是“望风闻名,敬而远之”了。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他才应试中举,已经是43岁的人了。青春流逝,事业无成,世道艰难,使他渐渐认识以往自命清高,狂妄自大的短处。

试论清圣祖佛道观的无神论倾向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是否存在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或者存在具有唯物主义、无神论倾向者?这是近年来引起我国思想史界越来越多同志关注的一个问题。笔者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今仅就清圣祖佛道观的无神论倾向发表一些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康熙与曹寅关系枝谈

提到康熙与曹寅的关系,也许有人会说:又是考证,又在搞“曹学”、“红外线”,疲精神于无用之地。我则以为不然。 在我看来,反对烦琐考证并不意味着、也不应该排斥那些必要的考据。因为必要的考据就是调查研究。一切结论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从这一意义上说。

从曹家的事情谈清朝掌故——读《红楼梦》随记之一

近几年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不但多而且精,把红学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正如红学家说的“十多年来,谈红论曹之文,真可说是云蒸霞蔚,令人应接不暇。”这当然是学术发展,鼓舞人心的好事。在看到的文章中,有的不免把曹家和贾家的事混在一起。

康熙帝书法活动背后的统治艺术

康熙帝书法造诣很深,一生摹写和颁赐臣下的书法作品很多。在其个人爱好的背后,康熙帝的书法活动也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统治艺术。从小喜好书法康熙帝从小就喜好书法,但真正开始练习时已是20多岁。康熙十年（1671年）开经筵日讲（汉唐以来,为给帝王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以来,讲官熊赐履、傅达礼等按照＂帝王之学＂的要求安排讲授内容,只注重＂四书＂讲章中的治道蕴意,而不赞成皇帝将精力分散在学习写字上。

书生戒(上)

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古是读书人的本分。倘学问之上,添些媚骨,藏些机巧,混得会更好。然而,人生是本大账,最终是要结算的。且说说康熙皇帝身边读书人的故事。康熙皇帝八岁登基,亲政时也才十多岁。冲龄践祚的皇帝,必定拜服有学问的大臣。因为有着道学家的名望,熊赐履奏事皇帝更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