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与吕惠卿关系演变及其对熙丰变法的影响

变法是熙丰年间的政治主题,尽管有神宗的支持和王安石的领导,最终却以失败收场。熙丰变法的失败既受到新旧党争的持续内耗、政策落地的过快过急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变法团体内部分裂的影响。作为熙丰变法的核心成员,章惇与吕惠卿在变法的推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人从同年兼同乡的渊源到变法期间的密切合作,再到最后走向疏远的三重关系演变,不仅与熙丰变法的成效深刻关联,也折射出北宋后期政治风气正出现新的变化。

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

熙丰变法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者们逐渐更正了这一称呼 ,并开始重视宋神宗与熙丰变法关系的研究。宋神宗因其锐意革新、且独具发动变法的权利 ,任用王安石筹划变法而成为变法的发动者 ;当变法遭到阻力、当宋神宗对变法措施产生动摇和怀疑时 ,宋神宗的态度与决策便决定着变法进程的进退缓急 ;宋神宗通过参与变法措施的讨论、做出新法的决策、监督变法的进行、亲自主持变法、调控变法派内部及其与反变法派的关系来全面指挥变法的实施。

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主导权的逐步强化

本文分四个时期探讨了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之皇权与王安石之相权对变法影响力的消长情况,认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不但拥有主导权,而且其主导权是由弱到强,逐步强化的。

再评王安石：新法、新学的关联审视

历来对王安石的评价多以其"熙丰变法"的功过为依凭,而忽略了在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以经学史的角度为切入点,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给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同时探讨他在经学研究上的路径与特点。《三经新义》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充当新法推行的辩护书,作为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以实现"一道德""定于一"的政治谋划。《三经新义》作为国家科举考试新标准,破除汉唐以来的经典训诂之学,而代之以经典义理之学,故宋代儒家义理之学的勃兴,实由荆公新学扫清道路。此外,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首次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将《孟子》一书正式升格为"经",为其后宋代经学的义理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北宋熙丰时期的役钱征收与地方权限——兼评雇役法

推行雇役法、征收免役钱,是北宋熙丰变法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役钱,由此成为稳定基层统治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熙丰尤其是熙宁时期,宋神宗、王安石等坚持役钱作为地方财用的基本定位,使得朝廷在役钱征收方面赋予了地方较多的变通权限,中央主要通过仲裁、赏罚与推广地方经验等方式,来维持对地方行为的适度调控与引导。在役钱计征环节当中,州县对役钱的起征点与计征依据的权限尤其突出,而役钱立额则是中央与地方互动较多的部分。地方官府在确定役钱"立额"时,除了雇值等必要支出之外,差役时期乡差役人的隐性支出转变为财政显性支出,所增加的地方州县费用,以及役钱计征本身所造成的行政开支,也都被纳入其中。这是实际役钱宽剩率高于朝廷所规定"二分宽剩"的主要原因。这些开支大都是必要的,推动了宋代地方财政理性化、行政专业化的转型,不宜将之视为纯粹的聚敛,进而非议雇役法。

北宋熙丰变法时期人才培育选任制度改革

北宋熙丰变法中的人才培育-选任体系改革是一个以儒家经学为基础,面向改革措施与政治实践的系统工程,其政治学意义非常丰富。王安石以《周礼》"中人为制"的思想作为基础,以"开阖敛散"之术为脉络,构建一整套造士、养士、任士的体系,并将其与改革进程中的具体事任结合起来,在增效率、酬功劳的同时,也起到引导人心、端正风俗的作用。这既是一次国家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尝试,也是非常典型的儒家式的"寓教于政"。

熙丰变法的酝酿——谈宋神宗变法思想的形成

以往宋史学界在探讨熙丰变法时 ,常偏重于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研究 ,而对于决定着整个变法命运的宋神宗在变法前对变法的酝酿与准备 ,则少有论及。本文试就熙丰变法前宋神宗变法思想产生的背景、变法思想的萌芽和最终形成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以期对熙丰变法的研究有所补益。

熙、丰变法后洛学学术趋向的转变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对于当时的政治格局、社会状况以及学术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学术而言,宋兴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深受这一改革的刺激,这在不同学派中都有所表现,尤以二程的洛学最为明显。二程认为,变法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在于王安石只重制度、不重人心。他们进而体会到:在政治生活中,执政者的道德修养比具体的制度和法令更为关键——"内圣"是"外王"的必要条件。其后,洛学在学术趋向上更加关注于"内圣"方面,提倡治心、修养,少谈制度,这与熙丰变法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宋代优人表演中的政治表达——以熙丰变法为例

宋代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伴随着戏剧表演舞台的扩大,优人们的政治活动空间也在扩大。在熙丰变法时期,这一特殊群体不仅时刻关注着改革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借助戏剧表演宣传自己的观点、主张,试图影响变法的发展进程。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

《资治通鉴》与王安石变法对峙的内容考察

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实施变法而退出政府中枢，在洛阳编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史鉴中反映司马光对政敌进行攻击最具攻击力的有两个方面：以历代朋党之争的祸害和最高统治者对朋党的残酷惩治拟喻现实，劝勉皇帝要善于从谏，尤其要谨慎选择宰执大臣。

熙丰变法经济措施的理论根源探析

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自主进行变法往往是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熙丰变法也不例外。为了实现"富国"的目的,王安石在前人各派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其"开源节流"、"均平"、重视市场、政府调控的经济改革思想,并提出了熙丰变法中经济改革方面的六项具体措施。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将“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

熙丰变法与宋仁宗形象的提升

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基本上算是个平庸之君。他在位期间,臣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不过,其形象却在身后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始于熙丰变法时期。神宗与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元老重臣转而反对变法,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更积极地制造赞颂祖宗之法的舆论,仁宗的形象也被美化。仁宗形象的提升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

北宋熙丰变法时期货币政策探微

北宋神宗熙丰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除财政及货币本身之外 ,还寓于了抑制聚敛的内质 ,而废铜禁、削钱法及以券代币等措施对缓解“钱荒”具有重要作用。该时期的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流弊。探讨这一问题 ,可以为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政策提供一个较切实际的分析框架。

北宋熙丰变法运动缘起与简评

围绕北宋熙丰变法运动 ,史学界历来争论很大 ,各有各的道理。要对这场运动有个客观的评价 ,就有必要纵横北宋的大部分历史时期 ,从宏观和长时段的角度来探讨这场运动的缘起和达到的效果 ,这样才可以撇开细节的争论而对这场运动有个总体的认识。

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或称作“王安石变法”,或称作“熙丰变法”,笔者采用后者.因为:第一,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这十六年间,宋廷均行新法,其间王安石为相执政总共不到七年,大部分时间不在相位,第二次罢相后亦未尝操纵新法.第二,王安石是变法的倡议者、法令创制者和坚决推行者,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变法派其他重要成员,特别是宋神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重要.清人杨希闵曾谈到这点:“

役法斗争中的司马光

司马光是宋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他历仕四朝,“皆为人主所敬”.是统治集团中颇有声望的人物.他出身陕西望族,其父司马池官至天章阁待制,“号称一时名臣”,司马光深受家庭影响,“家世为儒臣.自髫龀至于弱冠,杜门读书,不交人事.”自宝元元车(1038)中进士甲科步入仕途,至元祐元年(1086)九月病逝,他从地方官作到朝廷宰相,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戴和赞誉.其名望之高,影响之广,在封建士大夫中是罕见的.

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

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的两次大规模改革.将这两次改革作一些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各自的成败得失.本文提出的新的看法,目的在于探索与求教.

诏狱缘何涉新法:北宋祖无择案刍议

熙丰年间的祖无择案轰动一时,时任知杭州事的祖无择被拘下狱讯问,由此牵连一大批官员。当时士大夫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多认为是祖无择与王安石、王子韶之间的私人恩怨所致,后来上升至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斗争。由于为祖无择辩护的多为变法反对派人物,祖无择也因此被划归了变法的反对派。实际上,祖无择本人并没有明确反对变法的主张,他在当时的政坛应该有着自己的独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