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燕行使笔下的大运河——以阮宗窐《使华丛咏集》为中心

《使华丛咏集》是越南燕行使者阮宗窐乾隆七年(1742)至十年(1745)以副使身份出使中国期间的见闻记录,收录了其沿途所作的诗歌,是研究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越关系史的重要史料。根据其诗文可知,阮宗窐由越南出发,经广西、湖南、湖北等地抵达南京,再渡江至扬州仪征,并由此沿运河北上直达北京,故其《使华丛咏集》中留下了众多有关运河交通及水利设施、城镇风貌和名胜古迹的诗歌和注文。尤其是诗歌前面的注文,多为地方志等史料所不载,对于我们研究清代运河的历史变迁及其沿岸风土民情具有重要价值。

清代朝鲜燕行使的苏学研习初探

清代时期朝鲜燕行录中,对苏轼及其诗文等的相关记述涉及颇多,故若从这一角度而言,则“燕行”不啻为朝鲜使者的苏学研习之旅。朝鲜使者燕行中的苏学研习主要有如下四方面内容。首先,燕行途中之于陪护左右的东坡诗文之反复研读,有利于朝鲜使者对苏学之深入理解;其次,对东坡诗文之化用与阐发,无疑是朝鲜使者苏学研习中主观积极性的体现;再次,中国文人的东坡敬慕之情令朝鲜使者印象深刻;最后,中朝文人间以东坡诗文为标准之面评,促进了朝鲜使者苏学研习成果之取得,也增进了中朝文人之间的友谊。

朝鮮燕行使與《東坡笠屐圖》

一前言傳説蘇東坡在海南島,一日外出遇雨,向人借了斗笠和木屐,穿戴回家,12世紀末便有畫家繪製《東坡笠屐圖》。《東坡笠屐圖》在日本室町時代(1336—1573)流行於五山僧界,傳布至朝鮮半島則依靠清代的朝鮮燕行使。關於《東坡笠屐圖》,不乏前賢研究者((1)),筆者參考衆説,採取文圖學(Textand Image Sudiest)的研究思路。“文圖學”以“觀看”爲出發點,因觀看而認知、感知;繼而有所判斷、辨識;終而付諸行動,例如消費、賞鑑、收藏、批評、研究等等。在研究方面,可分爲兩點,一是文本周邊脈絡,例如生産機制、使用情形、社會網絡、流通過程等現象。另一是探討文本自身,提出闡述。

朝鲜朝燕行使笔下的满语

朝鲜朝燕行文献是朝鲜使节的见闻实录,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是以域外视角反观中国社会的宝贵文献。以林基中《燕行录全集》收录的燕行文献为依据,整理相关满语的描写及论述,并考察清代满语的使用情况,对我们研究满语与汉语的接触与融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域外视角下朝鲜燕行使对清代汉语的认知与观感

近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材料的挖掘上非常重视域外文献,通过域外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熟悉"的中国,这已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明清时期朝鲜李氏王朝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一员,由于存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对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变化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因此,朝鲜朝燕行文献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观感,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考察。我们通过燕行使笔下的清代满语和汉语,探讨清代汉语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及使用,并钩稽了燕行文献中有关清代汉语的材料,突破了传统以西方透视中国的单一模式,以不同文化视角考察朝鲜燕行使对清代汉语的认知与观感。

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的满族习俗

康乾时期,来到中国的朝鲜燕行使从服饰、饮食、住房、礼俗等四个方面观察记录了满族习俗,为我们了解历史上的满族提供了珍贵资料。

姓氏、语言、相貌、性情、禁忌、教育——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关于满族的几个问题

康乾时期,来到中国的燕行使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些文字是研究该时期满族的珍贵资料。在燕行使眼中,一、满族人的姓氏是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此时满姓正在向汉字姓改变。二、满语满文曾一度兴盛,但从乾隆晚期开始则出现被汉语言文字替代的迹象。三、一般满族人"丰伟长大",相貌因家族而异,没有统一特征。四、与汉族相比,满族人"少文"而"淳实",有时也因特权而有些霸道。五、满族禁止虐狗,禁止捕杀乌鸦、喜鹊,也禁止坐西炕。六、满族很重视子弟教育,通过设立各种学堂为子弟读书骑射提供条件。

勤政爱民 克己求俭——论朝鲜燕行使笔下的嘉庆皇帝

嘉庆时期朝鲜燕行使所撰写的《燕行录》中,有大量关于皇帝的描写:嘉庆皇帝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而且勤政爱民、励精图治,非常关心民生疾苦。同时,嘉庆皇帝的个人修为也堪称完美,他大力提倡节俭,并且以身作则、始终如一。这些描述塑造了一个温和敦厚、忧国忧民、宵旰勤政的别样嘉庆,显示了燕行使们对这位皇帝的偏爱之情。

朝鲜燕行使与中国琉璃厂

朝鲜李朝的燕行使和中国明清时期的琉璃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朝鲜好多名人学士回国后都在著述里留有琉璃厂的记录,而燕行使与中国学者在琉璃厂结下的深厚友谊也在当时和后世传为佳话,由此可以看出,燕行使与琉璃厂的结缘对朝鲜吸收先进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朝鲜朝燕行使臣视野下的汉族女子“缠足”文化

"缠足"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汉族女子的特殊文化,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臣视野下的"缠足"主要是汉女身份识别符号,建构了汉族女子中性或微弱的正面形象。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朝鲜朝燕行使臣视野下的"缠足"则主要是道德和审美评判标准。

清代朝鲜燕行使的“西洋印象”——以《燕行录全集》为中心

有清一代,部分朝鲜燕行使在出使中国时,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他们主动参观北京天主教堂,积极和西洋传教士交流对话,初步形成了关于西方的"西洋印象"。文章以《燕行录全集》为史料蓝本,重点分析燕行使对天主教堂、西洋传教士、天主教教义的认识和评价,探究其对于西洋文化的异国认知。

“吸毒石”與“清心丸”——燕行使與傳教士的藥物交流

清代康乾时期，北京逐渐成为东西洋文化交涉的重要城市之一，朝鲜半岛的燕行使有机会在这襄与西洋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交流。西方的风土人情和科学知识是双方交流的主要内容，吸毒石与清心丸则是双方互赠的有名礼品。吸毒石被当成了西洋医药的代表，清心丸成了朝鲜半岛特产的象徵。这两种药物的传散史，至少牵涉到西洋、朝鲜、中国和日本四地，反映了当时的东亚文化交流中“相互缠绕与交错的”景象。因此，只有在相互为背景的情况下作考察，才能理解近代早期东西方文化相互之间的复杂历史。

域外视觉:康乾时期朝鲜燕行使眼中的大明衣冠

18世纪上半叶,受"华夷观"的影响,燕行使以其衣冠制度"一遵华制"而沾沾自喜,鄙夷清朝、讥讽汉人正是其华夷思想根深蒂固的表现。随着清朝对朝鲜"字小"政策的推行以及乾隆盛世的到来,18世纪下半叶一些深入观察清朝社会的燕行使,特别是北学派燕行使对清朝进行深入的观察后,开始批判朝鲜所固守的"华夷观",提出"北学论",并强调"华夷一也",一扫朝鲜尊明斥清的思想观念,成为促使朝鲜"华夷观"转变的重要思想因素,这一时期燕行使对其所着的"大明衣冠"的看法亦有所改变。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燕行使者李肇源著述考

李肇源(1758 1832),字景混,號玉壺。朝鮮文人,正祖十六年(1792)文科狀元,曾任大司諫、吏曹參議等職。純祖三十二年(1832)因企圖謀反,被處以極刑。今存《玉壺集》(今藏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燕薊風煙》(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4409)、《菊壺筆話》(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2999)等,其《北征耳目口》一書已散佚(從今《玉壺集》卷十三的《北征耳目口序》可知該書記述的是作者出使燕期間的所見所聞,共六卷)~①。李肇源曾兩次赴燕。第一次在嘉慶二十一年。

从民族意识视角看明代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理想——以《露书》中的朝鲜史料为例看其理想的实现

明代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的理想不仅只是朝鲜使臣的共同理想,更是韩国古代文人强烈民族意识的重要体现。朝鲜使臣文学素质整体不高并坚守"人臣无外交"的原则,使团成员在北京的活动受限以及明朝出使朝鲜文臣的文学影响力十分有限,使得其理想的实现几乎无望。但又得益于偶然的历史契机--壬辰倭乱,朝鲜汉诗进一步回流中国。《露书》是明代布衣文人姚旅撰写的一部笔记,其中有关朝鲜史料的记录初衷,与明代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理想不谋而合,反映出朝鲜女诗人许兰雪轩在中国的巨大影响。许氏流传中国诗作虽多伪,但瑕不掩瑜,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理想在明代便已然实现的事实不容否认。

试论燕行使臣对中朝文化交流的贡献

早在清朝以前,中国和朝鲜就有了以朝贡为基础的连贯且系统的文化交流。康雍乾三朝时期大量“燕行录”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以燕行使臣为切入点最能揭示朝贡体制下中朝文化交流的轨迹,燕行使臣对促进中朝两国关系的和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巩固了两国的宗藩关系;经济上促进了两国物质文化交流;思想文化上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

書齋長物與酬酢之禮——琉球燕行使者的翰墨因緣

明清時期來中國學習的琉球燕行使者多以儒家經典爲主課,但其中亦不乏專研書法、繪畫技能者^(①)。書畫在中國傳統社會從來不是作爲單純的技藝或藝術門類而存在。它們活躍於文人的日常生活,是書齋和交遊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琉球繪畫的題材、風格和趣味深受中國影響。拋開專業技能的修習不論,受漢文明熏陶的琉球使者在多大程度上接納了這種書畫生活和交遊的方式?這個問題同時也是檢示琉球使者,乃至整個琉球士人社會對中國文化模式接受度的一個窗口。本文以琉球燕行使題詠書畫的詩文爲主要材料,冀見其翰墨因緣之一斑。

“荣遇千年应第一,聊将盛事说邦人”——朝鲜燕行使对中国圣贤后裔的偏好与尊崇

在中国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前往中国,希望广交名士,达到“真友真游”的目的。他们渴望见到孔子、朱熹等圣贤后裔,以极大地满足他们希圣企贤的愿望,拉升与抬高自己的地位与尊严,彰显朝鲜“小中华”的优势与价值,并满足自己的猎奇感和虚荣心。在遇到他们不中意的名贤后裔时,则极尽讽刺蔑弃之能事,从中获得某种程度的优越感。在今日韩国,仍然存在着或隐或显的贵族、庶孽、中人与贫民的血统歧视与地域歧视。一方面自负登天,一方面又自卑入地,好大言、要面子的虚浮传统,与喜嘲弄、争名声的个性特点,在今日韩国仍有着深深的烙印和旺盛的生命力。

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研究

本文对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在中国大量购买书籍,是朝鲜王朝治国理政与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事项,是燕行使在使事活动之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使臣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包括史籍、方志、天算与地图等中国明令禁止出口的书籍,但朝鲜书籍却严禁带入中国;尽管明清朝廷有严苛的禁书律条与惩罚措施,但使臣总能逃避搜检潜买而归;这种不花费成本的间接与直接利用中国文化与科技成果的行为,为半岛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建设等,带来巨大的效益。因此,中国与朝鲜半岛向来的书籍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不对等的单向输入,那种认为中国对古代朝鲜是强行灌输与文化侵略的观点,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无知和荒谬的臆测。

朝鲜燕行使的蒙古族友人博明

博明是清代蒙古族学人中代表人物之一,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近年来虽有研究者对其展开研究,但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对其生平事迹的了解有限,相关研究进展迟滞。本文利用韩国文献和文物遗存中发现的新材料,从博明与朝鲜来华燕行使臣交往的角度,呈现出博明与朝鲜使臣间长期频繁深入交往的事实,同时通过综合运用中、韩两方面资料,对其生平事迹加以考订和补遗。博明与朝鲜使臣交往的个案,提示我们不能忽视朝鲜燕行使与中国非汉族群体交往的历史现象,也让我们对清代中朝两国关系发展与变化的理解有了新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