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爱情剧和元代的节日择偶习俗

从民俗的角度看,元杂剧的爱情剧与元代节日有着密切关系。元杂剧的爱情剧故事发生的背景多在节日,多写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故事,多以大团圆作结局,与元代节日自由择偶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与元代的节日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论元代四大爱情剧情节程式的民俗文化特点

元杂剧剧情一般以起(开头)、承(小高潮)、转(大高潮)、合(结尾)四个大的段落程式展开。元代四大爱情剧故事情节的展开也分为四步曲:相遇、阻隔、分飞、团圆。在“四步曲”中,作者采用典型的民俗意象、民俗故事,反映了人们的民俗文化特点,并且在作品中将民俗生活的矛盾斗争贯穿于情节开端、发展、高潮的全过程,把其间人物与风尚习俗的纠葛作为矛盾冲突发展和交流的主轴,这样的情节结构,可以更深刻地反映人们的民俗心理特点。

世俗的魅惑与儒生的妄想——关汉卿爱情剧中的俗文化特质探析

关汉卿的爱情剧以俗文化为本位进行剧情建构和人物塑造。其保持了俗文化的一贯 诱惑力,延续了传统俗文化的新奇内容和娱乐精神,并独创出了具有文人趣味的笑料,丰富了俗文 化笑的内容。在思想性上,“伦理团圆”和“政治团圆”的双美结局表达了一个儒生的妄想,儒生形 象是关汉卿在俗文化要求下对传统儒生形象改造的结果,是融合世俗文化特征和文人理想的矛盾体。

古代爱情剧中信物的作用及文化意蕴解析

中国古代爱情剧中所描写的信物,首先是凭证作用:一是作为定情的凭证,二是作为离后再重圆的 凭证。其次是作为戏剧道具对全剧情节结构的连接纽带作用。第三是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承载着以贞节和 气节为主要内涵的传统美德与品格。

从《玉壶春》的爱情浅探元杂剧爱情剧之“知己”情结

在元杂剧爱情剧中,贯穿着元代文人士子浓稠不化的"知己"情结,他们将在现实中屡求不得的人生理想借助剧作中失意文人与红颜知己的相敬相知来实现。作家的人生价值理想也自然寄寓在这种知己情结之中,从而使其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感染力。《玉壶春》便可作其代表。

中西方爱情剧中女性角色塑造意蕴谈

中西方在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爱情剧女性角色的塑造当中具体体现在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和追求爱情所采取的行动等方面。

韩国爱情剧的新叙事模式

近几年在韩国爱情剧中出现的新叙事模式,主要体现在对男女主人公关系的处理上,即:使之先做家庭生活伴侣、再做恋人。这一新模式的出现有着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也是创作者试图通过创新来贴近时代、迎合受众、拓展类型的结果。乍看起来,新模式与"先恋爱后结婚"的传统爱情剧叙事模式大相径庭,但实际上新模式是在对韩国传统爱情剧做了充分继承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基本恪守了儒家文化中对伦理道德的要求,这使得新模式在获得年轻观众的喜爱的同时,并不触犯保守观众的评判标准,从而获得了双赢的结果。

论元代爱情剧中宗教观念的世俗化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元代爱情剧中的宗教观念有着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其中形神二元的宗教观念被借为实现世俗现世愿望的工具,当中的神灵形象带有明显的世俗化色彩,而宗教圣地和佛寺长老等也被揭下了神圣的面纱,烙下了世俗的印记。剧作这一特点映照出当时的文人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接近下层普通大众,因而具有独立文化品格的生存状态和直面世俗欲望的文化心理。

论元代爱情剧中的民俗生活相

元代爱情剧对民俗生活相的揭示和勾勒,是对民俗生活相的艺术概括和升华。在元代爱情剧中,代表婚恋民俗生活相的"春"、居住民俗生活相的"墙"和"角门"、行为的社会民俗生活相的"拜月"、无形心意民俗生活相的"圆",既渲染描绘了元代爱情剧的环境气氛,构建了主要情节和戏剧冲突,也反映了人们普遍的民俗文化心理。而相遇、阻隔、分飞、团聚的"四步曲"情节发展模式,也形成了元代爱情剧"喜——悲——喜"的圆形结构特点。

从情到理:孟称舜爱情剧创作内涵变化

历来对孟称舜戏曲创作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代表作《娇红记》。从文学、思想、时代等多角度诠释《娇红记》传奇成了研究孟称舜戏曲作品的热点,由于孟称舜的戏曲创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因此仅对《娇红记》传奇进行单一的研究并不能全面客观地揭示孟称舜的创作思想。文章试图把孟称舜的五种爱情剧联系起来分析考察,揭示孟称舜爱情剧创作前后期的变化。

走进理想和唯美的桃花源——探寻韩国电视爱情剧风靡中国的文化因素

随着韩剧在中国的广泛播出,国内迅速掀起了一股韩剧热。韩剧为何能够风靡中国,究其深层的原因,真善美无疑是共同的文化因素:演绎真实的人生、关注善意的真情和展示唯美的浪漫。韩国电视爱情剧正是从这几方面诠释了深藏其中的文化因素。

从西厢记看元杂剧四大爱情剧的趋同性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元杂剧以其十分鲜明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色，突破“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观念，在热烈的爱情主题，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艺术形象，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上，勇敢的挣脱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封建束缚的趋同性，使元杂剧绽放着独特的文化魅力。

元杂剧爱情剧中的文人书生形象论

元杂剧爱情剧中的男主人公几乎全是文人书生,他们饱读诗书,富有才学,不顾门户之见,大胆追求爱情,当爱情受到阻碍的时候能坚守爱情,并且功成名就以后并不移情别恋,这是他们积极的一面。他们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抗争不激烈,不彻底,对压迫势力妥协。他们的消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文人书生的生活状况及他们的人生追求。

试论元杂剧之爱情剧中的懦弱男性形象

在元杂剧的爱情剧中,创作者们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独具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们敢作敢为,坚强智慧,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而男性却表现得懦弱与胆小,在这懦弱的背后,包含了男性肩负的责任和创作者们对待爱情和社会的双重理想。

试论元杂剧中爱情戏的“阴盛阳衰”现象——四大爱情剧男女形象分析

元杂剧四大爱情戏中,女性在追求平等自由的爱情婚姻时表现出大胆、果敢的强势倾向:男性在婚姻爱情问题态度上体现出怯弱、优柔寡断的弱势状态.两者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阴盛阳衰"的现象.本文试图从四大爱情剧入手.具体分析女强男弱的格局,从审美角度来探讨其中蕴含的深层次的美学价值.

中晚明爱情剧信物的作用及文化意蕴解析

从古至今,人们都喜欢用赠送定情信物的方式向自己的心上人表达爱意、盟定终身。中国自古以来存有大量与定情信物有关的传说、故事、诗歌、小说、戏曲,其中明传奇在反映这类题材方面最具代表性。本文着重探讨中晚明爱情剧中男女定情信物的分类、作用及文化意蕴。

中西爱情剧和女角塑造的比较

中西戏剧都有大量的爱情剧,“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中西民族的共同心理,也是中西戏剧的一个永恒母题。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的源头,《奥德赛》就写了奥德修与潘奈洛佩夫妻二人的团圆。所谓“迎合观众的心理”（《诗学》语）,不就是“迎合”民族心理么?亚里斯多德想贬低《奥德赛》的“双重结构”,却无意中道出了《奥德赛》的另一种价值,这是亚氏始料不及的。荷马既是第一个伟大的史诗诗人,又是第一个伟大的戏剧诗人,这是亚氏说过的。《奥德赛》就是西方文学“大团圆”的第一部作品,从戏剧角度说,也是这样。 西方的爱情剧不乏“大团圆”的佳作。莎士比亚大量爱情剧的结局是大团圆的。《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的一个特点,就都是两对以上情人的大团圆,可称之为集体团圆的喜剧。在莎氏描写爱情的剧本中,欢乐的喜剧大大超过死亡的悲剧,这是不可不加注意的。17世纪法国高乃依的名剧《熙德》违反古典主义原则让一对冤家大团圆。莫里哀的名剧《伪君子》、《悭吝人》中的对对情人全是大团圆。18世纪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姻》中的费加罗与苏珊在人间成为眷属,19世纪歌德的名剧《浮士德》中的男女主角在天上团圆。举个极端的例子。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都市爱情剧女性形象塑造及其影响

近年来,都市爱情剧成为电视剧制播的热门类型,这类电视剧对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心灵情怀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都市爱情剧中的女性主观形象塑造作为研究内容,从都市爱情剧中的女性形象特点、女性意识探析主观女性形象的社会影响。

“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元代爱情剧及其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自古以来,爱情题材在各种文学样式中都有过出色的表现。然而,元杂剧第一次通过塑造舞台戏剧艺术形象,为爱情题材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开辟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元杂剧中爱情剧不少,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拜月亭》、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是写得最好的,被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另外,还有李好古的《张先煮海》、尚仲贤的《柳毅传书》,乔吉的《两世姻缘》等。这些爱情剧不乏现实主义色彩,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了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