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长篇爱情叙事诗中的恋人形象研究

郭小川一生共创作了三部长篇爱情叙事诗,分别是《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和《严厉的爱》。本文通过细读诗歌文本,对三部长诗中的恋人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恋爱中的男女青年在面对革命伦理与爱情伦理冲突时的不同态度。通过多种恋人形象的塑造,展现了革命与恋爱的融合与消解,更揭示出在革命背景下人性的复杂与冲突,以及在革命伦理与爱情伦理的碰撞中人物内心的多重拉扯。

20世纪80年代朝鲜族小说的爱情叙事研究

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朝鲜族小说对变化的经济文化环境做出及时的反映并呈现在大众视野。其爱情叙事将创伤、欲望、物质等多种主题进行了全方位挖掘,在本能与人性之间真实地呈现了诸多心理、社会经济元素之间纠葛冲突的状态。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对人的自然层面和精神层面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加以探讨,是爱情叙事研究直面人性与社会本相的重要途径。

近年扶贫题材电影中的爱情叙事

近年扶贫题材电影中的爱情叙事追新求异、精彩纷呈,构成此类电影的一道亮丽景观。在扶贫视域下,“爱情”作为方法与问题具有拓展艺术表现领域、深化扶贫主题阐释等审美功能。当下扶贫题材电影立足于爱情叙述与扶贫话语两者间的有机关联,在爱情叙事的基本类型、爱情叙述的艺术表征与爱情话语的价值诉求等方面积极探索,让此类电影的娱乐价值与社会内涵得到显著增强,不仅实现了新时代主旋律书写的意义旨归,也赢得了观众认可。

“到大马路去”与“走到楼上去”:丁玲和张爱玲的两种爱情叙事模式

本文通过分析丁玲和张爱玲的爱情叙事模式,分析两人如何思考五四以来“娜拉出走”的问题,分别以“到大马路去”和“走到楼上去”归结出“双玲”的爱情叙事模式。丁玲以“到大马路去”的叙事模式叙述女性唯有走入人群、积极参与社会解放,才能实现妇女自身的解放,从而实现妇女与社会的双向解放,由此形成丁玲独特的妇女解放思考路径。张爱玲将穿衣吃饭、婚恋嫁娶视为女性的头等大事,消解了“娜拉出走”的意义,指向女性“走到楼上去”的悲观生存处境,以处在楼上的“隔着”的状态实现女性清醒的旁观意识,建构一套独特的女性悲剧美学叙事。

农民爱情叙事中的文化情缘——论《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

《平凡的世界》依托社会转型期的特定语境展开小说的爱情叙事,这是一个迁徙者、历险者、奋斗者的叙事,也是一个读书者、思想者、高尚者的叙事,爱情叙事总是与道德的自我提升、人格的自我完善、身份的自我超越如影随形。爱情叙事中浓郁的文化情调和诗意美,成为始终贯穿孙、田爱情历程的主线,爱情叙事与文化叙事融为一体,这是当代以农民为主体的现实主义小说在爱情主题上的新开掘和新探索。超越出身局限的理想追求与超越阶层结构的爱情形态,构成了某种深层的呼应。但路遥让这份爱情在最美丽的时刻戛然而止,既保持了爱情的纯美,又因爱情叙事的终止、定型而省略了爱情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其实过程比完成更具有艺术的余味,未完成式比完成式更具有一种蒹葭苍苍的原型美。

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爱情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爱情叙事通过革命的想象性话语完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情感叙事的规训与重构,其在完成新的意识形态塑造之后,也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寓言。重新解读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影响的历史深度。

消费社会的爱情叙事逻辑

电视剧《蜗居》的走红让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爱情的叙事逻辑近年来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古典爱情关于情感的乌托邦理想几乎被资本蚕食殆尽,爱情叙事中对象所拥有的资本以及资本塑造的符号形象成为最终砝码,这种现象在近年的中小成本都市爱情电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以《窈窕绅士》、《幸福额度》、《我愿意》三部电影为例,详细分析消费社会中资本对爱情叙事的改造和收编功能,借由这两个功能,资本最终完成了对爱情叙事从浪漫到现实的驯化。

论回族爱情叙事诗的悲剧美——以《马五哥与尕豆妹》为例

作为回族民间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爱情叙事诗,由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长期的传播中赢得了回族及周边各族人民的喜爱。同时,它又以粗犷、直率、沉郁的语言抒发了一种悲壮的感情,令人回味无穷。文章欲以在西北农村广泛传唱的“花儿”体叙事长诗《马五哥与尕豆妹》为例,试图利用社会人类学的功能理论来尝试性的分析回族爱情叙事诗的悲剧美。

“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模式探析

"十七年文学时期",由于片面夸大人的阶级性,忽视了人的共性,爱情已经被权力异化,爱情只不过是"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或建设主题盛宴的佐料和点缀,可有可无,主流意识形态以其强大的张力使得爱情的心声淹没在高亢狂热的政治话语之中,即使出现爱情的因子,也被披上了"政治"的外衣,主人公对爱情的选择与追求实际上象征着其政治理想的归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心灵的归属。

论小说《山楂树之恋》特殊的爱情叙事方式

艾米小说《山楂树之恋》在网络时代迅速窜红,甚至让无数名利场上的大腕人物为之潸然泪下,被称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它之所以能获此殊荣,是因为其在爱情叙事方式和审美特质上打破常规,实现了男女性别的角色反串、精神恋爱的高调礼赞、身体叙事的边缘淡化以及革命意义的反向解读。

“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消解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的妇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她们几乎是全方位地渗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们女性意识觉醒了,从传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纷纷从幕后走向台前,与男性一争高下,从十七年的爱情叙事作品对女性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全新的精神面貌。但由于对女性地位颠覆式的强调、由于女性对社会、政治活动等的过分参与,由于主流舆论的强势宣传,建国之初的人们正试图抹掉一切女性与男性的界线。从十七年爱情叙事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行事与思维方式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女性在觉醒的同时,女性意识又被极大地消解与弱化,女性的女性特质正在丧失,女人正在男性化或已经演变为非女人。

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爱情叙事的话语修辞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叙事属于典型的宏伟叙事,叙事的根本目的在于把各类话语整合进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话语的序列里来。爱情话语因为代表着人的自然欲求,它与来自人的理性设计的政治话语相抵触,成为政治话语规约的重要对象。在小说中,政治话语通过改造和同化、躲避和冷淡、丑化和批判等方式实现对爱情话语的有效整合。同时,在部分作品中,爱情话语也表现出一定的话语反抗的立场,虽然遭遇了批判的命运,但通过这些隐藏在政治话语背后和深处的艰难存在,爱情话语顽强地表明了自己的"在场"。

荒原上的“孤恋花”——论白先勇小说中的爱情叙事

白先勇从叙述模式、叙述方式和叙述格调等几个方面对爱情小说进行多方位的改造,从而丰富了爱情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同时,白先勇爱情叙事背后蕴涵着深厚的现代社会或哲学思想,如荒原意识、他者意识以及自我认同危机等,也正是这些原因导致其悲剧性格调。

比较视域中的国产剧大女主戏爱情叙事

从《甄嬛传》《武媚娘传奇》《芈月传》的热播开始,大女主戏就成为一个热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大女主戏”作为一个新岀现的电视剧名词,是在大众间约定俗成的,并无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大女主戏是以一位女性主人公为核心而展开的,其元素包含女主人公的成长、谋略、争斗、爱情、亲情等。

走出爱的洼地——新世纪广西小说的爱情叙事述评

新世纪以来,广西众多作家对物欲、肉欲和门户观念等支配下的世俗爱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以生存为由的爱、接受游戏规则的爱和爱的懦弱者也提出了严正质问。与此同时,在理想主义光辉的烛照下,作家们书写了真爱的榜样,抒发了对柔情的赞美,对敢于担当者的高歌,使爱情走出了世俗的泥沼,迈向理想的彼岸,体现了介入生活的顽强的现实主义态度。

家园情结、探索主题与爱情叙事——《后花园》多重意蕴探析

《后花园》是著名作家方英文继《落红》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这是一部以爱情叙事为宅体的长篇小说，其中又包含着对大自然诗情郁勃的赞美，对百年现代史深沉痛切地回顾；影响着小说内容选择与结构安排的，既有情节的故事逻辑。也有人物的性格逻辑。还有作家的情感逻辑，但这一切都统一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主题之中。将“诗”与“史”融合一体，由此而成为一部意义重大、意蕴丰富、艺术上也颇多创新的佳作。

《晚妆》: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爱情叙事

松滋作协成立13年来,作协会员们每年创作作品都在1000万字以上。如今,松滋文学现象俨然成为"金松滋"的一张城市文化名片。《文艺报》、《湖北日报》纷纷刊登了关于松滋文学活动的报道,吸引了湖北省作协组团到此调研松滋文学现象。文学的魅力,让松滋赢得了关注和声望,也让松滋作家群赢得了尊重。

区域性爱情叙事原型的传承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区域性爱情叙事,历史上有多种版本,围绕这一叙事的发源地国内学界有着大量的争议,学人与研究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与证据。证实爱情叙事主人公源自何地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应关注这一叙事所展示的爱情主题及其所负载的生命原型,正是它展示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主题与其所承载的普适的生命原型,使其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魅力,这也是它广为传播,并被人们所喜爱的关键因素之所在。

西北回族爱情叙事诗的文化内涵

文章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西北回族爱情叙事诗产生的文化语境、爱情叙事诗与回族女性文化人格的紧密关联,并结合实际的田野个案进一步阐释了西北回族爱情叙事诗的独特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