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时代反思人性——评《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是在技术哲学领域影响最大的在世哲学家之一,近年来在中国也颇有影响。他本人经常来中国举办讲座、开设课程。他于二○一六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课程的讲义最近刚刚结集出版(《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张福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本书是作者三卷本《技术与时间》的第一卷。作者使用的是萨特、哈贝马斯等欧洲大陆哲学家惯常使用的批判一重建的论述方法，在批判性地回顾学术史的同时，展开自己的思想。全书共分两部分(各分三章)，第一部分“人的发明”，为技术史理论考察，分析西蒙栋、吉尔、卢梭、

“人的发明”的教育意蕴及其启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发微

“人的发明”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教育学问题,斯蒂格勒为此提供了一种技术哲学解释。通过解读爱比米修斯原则与普罗米修斯原则,斯蒂格勒确立了发明问题的先行缺陷结构,即人的意外悬临必须求助于体外“义肢”。在此基础上,借助现象学方法,通过整合多学科性的技术哲学理论,特别是深描勒鲁瓦-古兰确认的考古人类学成果,斯蒂格勒指认,人是一种“义肢”性存在,“人的发明”乃是区别于动物遗传性获得的“后种系生成”,其隐秘机制即“谁”与“什么”的双重“延异”。教育作为一种“义肢”,与“人的发明”具有深度意蕴关联。“教育即‘人的发明’”这一命题可以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个层面得到解释,三者构成一种个体生命进阶的教育性秩序,主要表现在个体教育生命原初背景的奠定及其进一步在异质性场域的打开,以及作为一种延展性生命空间的拓宽。随着“义肢”生命助产性滑向对人的本质性奴役,教育必须警惕臣服性技术接受,重视抽象性思维能力塑型,以及强调泛在性具身认知以抵御现代技术的座架风险。

浅谈斯蒂格勒的技术观

斯蒂格勒运用西方的神话故事，阐述了他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看法，技术作为人的代具性工具，弥补了人的缺陷，体现了技术对人的重要性。斯蒂格勒认为技术作为第三持存，使人的记忆退化，记忆出现了工业化的特征。随着技术发展，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解药，在使用中人类要谨慎，从哲学角度多思考技术发展的得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