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悲鸣:台湾地区“弱小民族”议题与爱罗先珂

“五四”之后,俄国作家爱罗先珂被鲁迅、胡愈之等介绍到中国,引起关注。他的影响范围,不限于中国内地文坛,也扩及台湾地区思想和文化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台湾的世界语杂志《绿荫》启蒙刊物《台湾民报》和有乡土文学色彩的《南音》都曾译介爱罗先珂的作品。中国台湾对爱罗先珂的接受,受鲁迅译介的影响,更是出于爱罗先珂对解决台湾地区内在问题的启示意义。爱罗先珂是世界语主义者,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且关注弱小民族命运,这些均引起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共鸣,成为他们反殖民和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

他者面前的自我反思:爱罗先珂童话鲁迅译本中的形象建构

形象学观照下的翻译研究聚焦于译本中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建构问题。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译本中对作者形象进行的变形式阐释,对文本内部指涉生存空间、庸众与先觉者三重形象的描绘统摄在其改造国民性的动机之下。译者希图在他者形象的映射之下帮助国民实现自我形象的认知与国民品性的进阶。译本形象的建构与描绘过程也折射出鲁迅至诚、利他的译者形象。这有利于全面综合地认知鲁迅的翻译活动、客观评定鲁迅译作的历史价值,也能促进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的参鉴交织。

从爱罗先珂到内山完造:鲁迅“汉奸”污名的一条线索

学界对于鲁迅如何看待自身的汉奸污名问题,虽有所涉及,但没有做过专题研究,因此关于鲁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态度及其背后的精神意识的复杂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掘。鲁迅因为与两个颇具日本因素的空间及其中的人物——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中的爱罗先珂和上海内山书店中的内山完造——的交游与“漫谈”,形成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被“改了国籍”和被称为“汉奸”的个人史。鲁迅视之为自身汉奸污名的一条线索,并计划编辑和出版《围剿十年》意对此有所回应,虽未能完成,但其反“围剿”书写体现在《伪自由书》等文集中,显示出他的反国粹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及借“他者”之镜反省本民族的文化观念。

生态危机与文化批判——以《故事新编》与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现代历史文化语境下,鲁迅是一位具有独特生态敏感意识的文学家。鲁迅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与译作《爱罗先珂童话集》均为生态与文化批判的双重隐喻文本,它们集中体现了鲁迅的自然生态思想及艺术构思体式。鲁迅的生态观主要体现为:"适性任情"的野性生命观、"优丽美好"的生命情感观、"和谐圆满"的生态整体观。鲁迅的生态乌托邦精神中有一种对自然之魅的梦幻寻求,他希望"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关系能再度成为国人的情感依托与信念资源。

爱是不竭的源泉——略论鲁迅与爱罗先珂的交往

鲁迅是翻译和介绍爱罗先珂作品最早最主要的作家。憎恨充满罪恶、不平等的世界,对旧世界的攻击 不遗余力,作品充满直率、激烈,是鲁迅与爱罗先珂友谊的重要基础。

走进童心的梦 看定真实的虹——爱罗先珂童话作品分析

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以细腻的笔触在童话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美好的未来国度,表达了平等与博爱的思想,以及为追求自由与幸福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创作中充满了人文精神与战斗气息。

山水精神的没落与自然观念的嬗变--以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集》《小约翰》等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现代性话语的逐渐侵入,"自然"这一概念的所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山水精神趋向没落,自然、天道、和谐等话语被科学、民主、发展、独立等崭新的时代启蒙话语所替代。作为近现代一位具有明晰的生态敏感意识的文学家、翻译家,鲁迅的著(译)述直观而又深入地呈现了民国时期学人自然观念嬗变的思想辙迹,以感性的方式保存、展现了近现代文化语境下"自然"观念演进的复杂过程,折射了时代多声调的思想杂语特征。

翻译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以五四时期爱罗先珂童话经典化为例

从故国文学中的"藉藉无闻"到中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化",爱罗先珂谱写了一曲神奇的华章,成为俄罗斯文坛上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五四时期特殊的文化语境、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鲁迅等人的译介、新青年刊物、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的大力推介成为五四时期爱罗先珂童话经典化的重要因素。

始于悲悯 终于共鸣——鲁迅译介爱罗先珂的心理动因

在中国人对俄国流亡盲诗人爱罗先珂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鲁迅率先从日文译介了爱罗先珂被日本"迫辱放逐"的新闻,之后又大量译介其童话作品,引发了国人对爱罗先珂的关注。考察鲁迅对爱罗先珂推介的过程可知:鲁迅首先注目的是爱罗先珂眼盲、流亡又屡遭驱逐的不幸,之后才开始追寻承载其思想的作品,并由此发现爱罗先珂"无所不爱"又"不得所爱"的思想与自身的高度契合。由人而文,激发了鲁迅的悲悯与共鸣,也引发了鲁迅对爱罗先珂作品的大量译介。

《鸭的喜剧》和《小鸡的悲剧》——小论鲁迅和爱罗先珂

鲁迅和爱罗先珂私交甚笃,《鸭的喜剧》即是受爱罗先珂《小鸡的悲剧》启发而写成的。在该小说中鲁迅对爱罗氏的思想作了善意的批评,并抒发了一贯的＂呐喊＂情绪。

从所刊爱罗先珂童话看《晨报副刊》中的人性主张

五四时期的《晨报副刊》通过外文作品的译介和刊登进一步呈现了《晨报副刊》的办刊宗旨和办刊追求。在1921年至1924年间所刊爱罗先珂的童话作品中集中表现了《晨报副刊》中有关人性的主张。

童话·梦话·真话:论巴金《长生塔》对爱罗先珂的接受

巴金对五四时期“爱罗先珂热”的介入,是个值得探討的文学现象。爱罗先珂(Vasil Eroshenko,1889-1952)是俄国盲眼诗人、童话作家和世界语者。他在俄国并非著名作家,唯于中国却获得五四文人的热情译介。巴金对爱罗先珂的译介和接受,有助我们理解中国五四作家的“爱罗先珂”情结与投射。本文把巴金理解为一位“文化翻译者”,讨论他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学引入俄国的资源,并以《长生塔》为切入点,重新考察巴金在中国儿童文学上的位置。本文题目中的“童話”“梦话”“真话”,转化自巴金的引文和书名。巴金曾把其“童话”称为“梦话”,而“真话”则来自巴金《随想录》的“真话集”。本文认为,巴金的“童话”是个“梦话”,表达了对理想新社会的向往,同时也是回应时代的“真话”。

从对爱罗先珂的翻译看鲁迅早期启蒙思想

1921年5月，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被日本政府以宣传社会主义和参加五一节游行的罪名驱逐出境，经海参崴辗转至哈尔滨，10月应胡愈之邀请抵沪，后经鲁迅推荐于次年2月抵达北京，在北大讲授世界语课程，并居住在鲁迅一家位于八道湾的寓所，直至1923年4月回国。在此期间，爱罗先珂参加了演讲、观剧等社会活动，他的作品也经鲁迅、胡愈之、汪馥泉、夏丐尊、巴金等人翻译发表，并结集出版。

小脚、自然使命、“为人类”及“女学生”演剧——爱罗先珂认识中国女性问题的四个维度及其与鲁迅、周作人的关联

俄国盲人作家华希理·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 1890-1952)从1914年离开本土至1923年,先后在东亚一带的暹罗、缅甸、印度、日本和中国漂泊。1921年5月,爱罗先珂在日本参加五一游行,被视为有"危险思想"①而遭受驱逐。

《小鸡的悲剧》与《鸭的喜剧》——兼谈鲁迅与爱罗先珂

《小鸡的悲剧》与《鸭的喜剧》,文题对应得这样巧妙,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含有深意的安排?这必须从《小鸡的悲剧》的作者爱罗先珂的经历、思想说起。 爱罗先珂,俄国的盲诗人,一九一四年去日本学习,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漂流于泰国、缅甸、印度。这里的田园式生活,幽静的森林,清香的花草,善唱的昆虫等一直牵动他的情思。以后,无论在日本、在中国的哈尔滨和北京,他都常常心神往之地向人们谈起这些美好的往事,——尤其是在感到烦闷、寂寞的时候,他往往沉浸在这些回忆里,以暂得解脱。一九二一年因参加“五·一”节活动被日本警察逮捕,在遭受殴打侮辱后。

鲁迅对爱罗先珂童话的译介与他的儿童观

鲁迅对爱罗先珂童话的译介不仅发自内心与作者的共鸣，而且也折射出译者的艺术个性和时代潮流，同时也体现了他“以儿童为本位”的观点。

《呐喊》:启蒙的倾斜与艺术的旁溢——以鲁迅与爱罗先珂相识前后为考察视角

本文以鲁迅与爱罗先珂相识前后为视角考察《呐喊》启蒙的倾斜与艺术的旁溢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展示《呐喊》显性的思想和隐性的艺术的矛盾性及其所构成的张力关系,从这一视角阐释鲁迅如何以《呐喊》成为小说家及其注重启蒙的小说观念。同时兼论《呐喊》中的爱罗先珂因素,结合爱罗先珂同一时期的相关作品,系统讨论两人相识前后的思想和文学契合,在鲁迅与爱罗先珂文学关系研究上提出新思路。

爱罗先珂在中国(1921-1923)年表

华希理·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1890-1952),俄国童话作家、诗人和世界语学者。出生于库尔斯克省(今别尔戈罗德州),四岁时因病双目失明。于1914年4月离开俄国去往日本,并在东亚游历,至1923年4月,期间除了两度旅居日本外,还先后到过泰国、缅甸、印度和中国。1921年5月,在日本参加五一游行,被视为有社会主义思想嫌疑,在遭受暴力殴打和拘禁后,被日本政府驱逐。8月底,爱罗先珂自海参崴流亡到中国,1923年4月离开中国。在中国时期,除去1922年夏秋赴欧洲,以及1923年2月在上海和杭州度假,他一直生活在鲁迅与周作人北京八道湾十一号的家中,与周氏兄弟朝夕相处。在中国时期,爱罗先珂主要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文体包括童话小说、散文、诗歌和演讲稿,出版的汉译文集有《爱罗先珂童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7月)、《过去的幽灵及其他》(上海民智书局,1923年3月)、《桃色的云》(北京新潮社,1923年7月)、《枯叶杂记及其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4月)、《世界的火灾》(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12月)和《幸福的船》(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3月)。自1921年7月在日本出版第一部日语童话小说集《天明前之歌》(《夜アケ前ノ歌》,东京丛文阁)后,爱罗先珂获得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关注,包括鲁迅、周作人、胡愈之和巴金等在内的译者,在京沪两地,依托于《晨报副刊》《民国日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等报刊,以日语和世界语为翻译媒介语,积极开展对他的译介,大大促动了其作品1920年代初期在中国文坛的传播。本年表系统梳理1921至1923年爱罗先珂在中国时期的人生和文学活动,客观呈现其这段旅华经历,以纪念他来到中国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