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7岁青少年的决策表现:基于爱荷华博弈任务

青少年早期还是青少年后期具备优势决策的能力存在分歧。通过改编版的爱荷华博弈任务,探究12岁~17岁的青少年的决策表现,结果发现:在青少年早期个体已经具备了优势决策的能力,在青少年中期决策能力最好,而在青少年后期决策表现最差,这说明在整个青少年时期决策能力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青少年倾向于选择损失频率低的纸牌,出现了显著的“B牌效应”。

某军校男性学员爱荷华赌博任务的神经活动过程:一项ERP研究

目的探索不同风险决策能力个体的任务态脑电特征,了解风险决策的神经活动过程,并为决策能力训练的指导提供神经生理学的评估指标。方法招募某军校男性学员20名,采用爱荷华赌博任务(Iowa gambling task,IGT)对其风险决策能力进行评估并测量其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作为神经生理学指标。以行为学指标(净分数)将被试分为高决策能力组和低决策能力组,并分析两组被试在ERP成分上的不同。结果随着选择次数的增加,IGT任务行为学绩效不断提升;Oz通道上,高决策能力组的被试在“输”“赢”两种情况下产生的ENW、P200和FRN振幅均高于低决策能力组(P<0.05)。结论大脑对于结果反馈的早期处理是区分高、低决策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用于评估决策能力训练的有效性。

系列决策任务中的策略转换:来自爱荷华赌博任务的证据

已有大量研究使用系列决策任务探讨了各类决策的决策策略。通过假定个体采用单一策略完成所有任务试次,并比较对应的计算认知模型拟合实证数据的能力,这些研究发现各种决策任务都涉及多种可能的决策策略。但是,此类研究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忽视了个体在任务过程中转换决策策略的可能性。通过开发允许在强化学习策略和启发式策略间转换的针对爱荷华赌博任务的计算认知模型,并将此类模型同单一策略模型进行对比,研究1提供了个体在该系列决策任务中会改变决策策略的明确证据。研究2则发现,随着试次数的增加,发生策略转换的可能性也会上升。这些结果表明,为了正确认识各种决策任务的决策策略,需要充分考虑在系列决策任务过程中发生策略转换的可能性,尤其是试次较多的系列任务。未来研究可以探讨策略转换的多种可能形式,以及导致策略转换的任务和个体因素,以便进一步深化对于系列决策任务的心理机制的认识。

不同类型罪犯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决策功能缺陷

采用爱荷华赌博任务(Behcara等人1994年版本)测量了8类共222名在监男性罪犯以及32名普通男性的决策功能,并运用前景效用学习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罪犯在情感决策中的心理功能缺陷。罪犯组选择牌1的比例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选择牌2的比例显著高于控制组,选择牌3和牌4的比例显著低于控制组。暴力犯和涉黑犯对收益和损失都不敏感,对过去的预期效用折扣很快;吸毒犯(已戒除)、涉毒犯、盗窃犯和抢劫犯对奖赏加工正常,对惩罚不敏感;经济犯选择一致性最低;性罪犯选择一致性最高。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罪犯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都具有决策功能缺陷,但他们的决策功能缺陷由不同的心理功能缺陷所致。

爱荷华博弈任务(IGT)与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

爱荷华博弈任务(IGT)是一项检查情感性决策机制的常用实验范式。据此,Damasio等人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设(SMH)解释情绪影响决策的神经生理机制。近期,大量研究在IGT究竟是模糊决策还是风险决策、与情绪和认知的关系、与工作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的关系以及IGT的神经网络与分子遗传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资料。结果显示,IGT加工的早期由模糊决策主导,情绪性躯体信号对引导决策选项的偏好可能起关键作用,后期则倾向是一种风险决策,认知评价和预期对选项偏向逐渐占优势;IGT与工作记忆的加工成分有相互重叠,也需陈述性记忆的参与;IGT的加工不仅依赖于杏仁核、腹内侧前额皮层、眶额皮层等组成的情绪脑网络的活动,还与背外侧前额皮层、海马、腹侧纹状体、岛叶皮层、辅助运动前区、扣带回皮层等许多脑区的活动有关;COMT和5-HTT的基因多态性会调节IGT相关的决策加工。总之,IGT是一项需要多重神经系统协同活动的决策加工任务,且模糊与风险决策可能具有不同的遗传基础。

风险取向类型对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的影响

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设计了测量情感决策的经典爱荷华赌博任务并提出了体细胞标记假说来解释其研究结果,但迄今为止这一假说还没有得到一致认可。许多研究提出了可能影响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的其他因素。本研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实验法探讨风险取向类型这一人格因素是否影响正常个体的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实验结果显示,不同风险取向类型的个体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成绩和表现截然不同。典型风险趋向型个体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表现类似于某些神经系统患者,倾向于更多地选择不利纸牌,其任务成绩显著差于典型风险回避型个体。这一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取向类型是影响正常个体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

爱荷华博弈任务在临床领域的应用

爱荷华博弈任务作为一种经典的模糊决策范式,常被用来模拟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不确定情境下的决策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该任务范式作为一种临床诊断工具,逐渐在临床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以爱荷华博弈任务为出发点,介绍其在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综合征、物质依赖、进食障碍等领域的应用,以期对其他临床领域有借鉴作用,并指出了该任务范式的局限及未来发展前景,使研究者对此予以积极关注。

不同决策任务对后续的爱荷华博弈成绩的影响

该文考察了难度不同的决策任务对其后的风险决策成绩的影响。实验中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完成充满个人情感的道德(Moral-personal)决策情境任务和与道德无关的(Non-moral)选择决策情境任务。接下来被试完成了相同的考察风险决策能力的爱荷华博弈任务。研究结果显示,相比Non-moral选择决策组,Moral-personal选择决策组的被试在后续的爱荷华博弈任务中成绩表现更差,做出了更多的不利选择。实验结果支持资源损耗的假说,越困难的决策任务调用和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导致后续发生的任务资源不足而引起越差的成绩表现。

简评爱荷华赌博任务

爱荷华赌博任务近年来得到了广泛运用,但对此任务的研究结果的阐释却也争论颇多:有的研究者支持用体细胞标记假说来解释任务结果;有的研究者却认为爱荷华赌博任务本身的成分复杂性是影响任务成绩的关键因素。本文述评了这些争论观点,进一步指出了爱荷华赌博任务的自身设计和结果处理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比如任务中纸牌的位置不平衡、心理物理法测量及数据统计方法不精确等,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爱荷华赌博任务评估精神分裂症决策特点Meta分析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病人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决策特点。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ScienceDirect、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Springer Link、Elsevier数据库中所有关于爱荷华赌博任务测评精神分裂症病人决策特点的随机对照试验,并同时手工检索图书馆馆藏期刊,检索时间为数据库建库至2018年5月。由两位研究者按照制定的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数据。采用Stata 14.2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21篇文献、953例病人。Meta分析显示,精神分裂症组爱荷华赌博任务净得分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MD=-0.672,95%CI=-0.818^-0.526,P<0.01)。结论与健康人相比,精神分裂症病人存在明显的决策损伤。

工作记忆广度与爱荷华赌博任务的关系

以179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工作记忆广度与爱荷华赌博任务(IGT)的关系以及任务的计划性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标准IGT组被试的工作记忆广度与IGT成绩无关,而mIGT组被试(被试知道选择次数)的工作记忆广度与IGT成绩明显相关。而且,mIGT组中工作记忆广度高的被试在整个选牌过程中的成绩都好于工作记忆广度低的被试。结果表明,任务的计划性是影响工作记忆广度与IGT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爱荷华赌博任务在不同成瘾中的应用研究

以往大量研究表明成瘾人群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决策不良。爱荷华赌博任务(IGT)是一种模拟现实决策情景的实验室研究方法,在成瘾人群中应用广泛,能够有效测量成瘾人群的决策能力。现回顾IGT在不同成瘾中的应用研究,以及目前用来解释IGT决策功能受损的相关研究结果,为今后该方法的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不同类型驾驶员对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的影响

目的:爱荷华赌博任务作为研究决策的经典任务之一,能有效的从个体决策特征角度分析影响驾驶决策的因素。方法: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多因素分析的方法对80名驾驶员进行研究。结果:1女性驾驶员驾龄在15年以上时,选择不同纸牌类型差异显著(F=2.79,P<0.05),选择有利纸牌的数量多于选择不利纸牌的数量(Z53.33>Z46.67);2驾龄在5年以下时,男性的不同区组得分差异极其显著(F=12.49,P<0.001),区组2得分<区组1得分<区组3得分<区组4得分<区组5的得分(Z-4.2<Z-2.8<Z3.2<Z3.5<Z8.2)。结论:不同性别与驾龄驾驶员的驾驶决策在IGT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1随着驾龄的增长,女性驾驶员的行为更趋向于保守,更容易做出规避风险决策;2新手男性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做出的决策更加稳定,风险意识较强;而新手女性驾驶员则更多的受到情绪的影响。

论奖励数量对比差异变化的敏感性——基于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的影响

爱荷华赌博任务被认为是测量个体模糊决策能力的经典任务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A/B两副是不利纸牌,C/D两副为有利纸牌。纸牌的即时奖励数量对比A/B:C/D是2:1,其中A/B的即时奖励数量为100,C/D的即时奖励数量为50。研究试图操纵有利纸牌和不利纸牌的即时奖励数量对比,而保持每10张纸牌的净输赢总量同经典赌博任务中一样,以此考察即时奖励数量差异不同对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变化有利纸牌和不利纸牌中的即时奖励数量差异对成人的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均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爱荷华赌博任务的成绩对好坏纸牌的即时奖励数量差异的变化是不敏感的。

本钱与风险取向对爱荷华赌博任务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爱荷华赌博任务的变式和Ballon Analogue Risk-takingTask对60名大学生进行实验,考察本钱的多少与个体风险取向类型对爱荷华赌博任务有什么样的影响。实验发现,个体的风险取向类型是爱荷华赌博任务成绩的影响因素,典型的风险趋向型被试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成绩很像VMPFC的患者。

男性酒精依赖患者的子女的危险性饮酒与决策能力的相关性

目的:探索男性酒精依赖患者的子女(OFAD)的危险性饮酒与决策能力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根据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得分(AUDIT,划界分为7)将OFAD分为“危险性饮酒组”(n=29)和“非危险性饮酒组”(n=43)。采用爱荷华博弈任务(IGT)评估被试的决策能力。使用协方差分析比较两组间的IGT差异,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探讨决策能力与危险性饮酒的关联性。结果:危险性饮酒组与非危险性饮酒组IGT总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危险性饮酒组较非危险性饮酒组block5选择牌2的试次更少[(3.8±2.5)v.s.(5.7±3.1),P<0.05];控制协变量后,危险性饮酒仍与block5牌2选择试次存在正关联(OR=0.72,95%CI:0.57~0.90,P<0.05)。结论:本研究提示酒精依赖患者的子女(OPAD)中危险性饮酒者决策能力可能更好。

基于双IGT任务的矿工风险决策试验研究

为研究矿工个人风险决策倾向,控制人因事故的发生,降低煤矿事故发生率,保证煤矿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选用双爱荷华博弈任务(IGT)试验与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法,邀请高平某煤矿矿工作为参与者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所获得的数据采用SPSS 25.0、GraphPad Prism 5.0和EXCEL 19.0等软件进行分析处理。结果表明:将试验中纸牌的选择次数进行检验,"突出奖励"试验中,参与者风险决策冒险倾向不明显;而"突出惩罚"试验中,参与者对高额惩罚条件下风险决策倾向更冒险,对低额惩罚条件下冒险决策倾向更保守;将试验中5个模块的净分数进行混合测量方差分析,"突出惩罚"条件下,参与者的风险决策更保守,而"突出奖励"条件下,参与者的风险决策倾向更冒险;"突出奖励"条件下,净分数与风险偏好及正向情绪边缘相关显著,"突出惩罚"条件下,净分数与特质自我控制显著相关,与其他变量不相关或存在弱相关。

成年烟雾病患者的模糊决策功能研究

目的探索成年烟雾病(MMD)患者的模糊决策功能是否受损及其与执行功能的相关性。方法利用神经心理学量表测试41例成年MMD患者(MMD组)和41例健康对照(HC组)的执行功能,采用爱荷华博弈任务(IGT)测试两组被试者的模糊决策功能,并对两组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结果①IGT任务中,MMD组总有利选择次数明显低于HC组(Z=-2.782,P<0.01),MMD组总不利选择次数明显高于HC组(Z=-2.782,P<0.01)。方差分析结果显示,MMD组在Block4、Block5的净剩值分别低于HC组的Block4、Block5(t=-3.433,P=0.001;t=-5.271,P<0.001),Block1的净剩值高于HC组的Block1(t=2.715,P=0.008)。②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IGT净剩值、总有利次数、总不利次数与执行功能之间无明显相关性。结论成年烟雾病患者可能存在模糊决策功能受损,且与执行功能无明显相关。

不同情绪效价下风险决策中的性别差异

目的:探讨性别和情绪效价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方法:让60名被诱发相应情绪的大学生被试完成爱荷华博弈任务(Iowa Gambling Task,简称IGT),采用2 (性别) &#215;2 (情绪效价)混合实验设计。结果:1)情绪效价主效应不显著(F = 0.01, P > 0.05);性别主效应显著(F = 9.16, P = 0.14)。2) 性别与情绪的交互作用显著(F = 37.34, P = 0.39),男性被试在积极情绪下的风险决策净得分显著小于消极情绪下的净得分(F = 18.30, P = 0.39),女性被试在积极情绪下的风险决策净得分显著大于消极情绪下的净得分(F = 19.42, P = 0.40)。结论:男性在正性情绪下偏好风险、负性情绪下规避风险;女性在正性情绪下规避风险,负性情绪下偏好风险。

决策的躯体标记假说:证据、质疑与启示

近年来,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和理论解释。在诸多理论中,躯体标记假说开创性地提出了情绪指导决策(特别是模糊决策)的观点,为决策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以爱荷华博弈任务为首的模糊决策范式在为假说输送证据的同时,也得出了许多有悖于假说的结论。这种分歧暴露了假说自身和当前研究方法中的不足。考虑到躯体标记假说的理论价值及合理性,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细化假说内容,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并对研究范式做出改善,以增强研究结果的效度、信度以及结果解释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