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丧袭爵”制到“服阕袭爵”制——汉唐间丧服礼制与袭封时间的互动

封爵制是中国古代重要典制之一,可以世袭是其本质属性。汉唐间,丧服礼制与袭封时间的双向影响过程,可以概括为从“在丧袭爵”制到“服阕袭爵”制。汉魏王朝实行前者,西晋改行后者。前者典出《尚书·顾命》,既是对周制的继承,也有汉代政局影响的因素。此制有利于确保政治权力的顺利交接,是广泛行用于人类社会的制度。但这一礼制场合,既是嗣君为前代封君服丧的场所,又是王朝举行袭封礼之时,故须直面凶嘉两种异质的礼仪在程序、服制、仪节方面的明显冲突,无法兼顾孝道与尊君两重原则,违背了“凶服不入公门”的礼学原则,面临“亲亲”与“尊尊”以及“公”与“私”的矛盾。后者是后起的三年丧制渐受尊崇并逐渐影响袭封的结果,爵制与政事的日益疏离,是此制被稳定践行的有利因素。对“周礼”顶礼膜拜的西晋王朝,反而选择了后起的“服阕袭爵”制,表明朝廷、士大夫对古礼的态度非常复杂,并非单纯地尊崇古礼、裁汰他说。经由汉晋时期经学和礼制的长期发展,礼学家对不同类型的礼仪等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礼制建设的因革,是礼学、礼制自身蕴含的学理与实用性碰撞的结果,亦是经典诠释、故事、学术思想、现实需要、权力格局等多股驱动力作用的产物。

造士·选士·命士──先秦士人文化的发展道路(二)

先秦士人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文化群体。“士”的指称对象，在西周初年，主要是“殷遗”或周邦以外的“有方”人士．由于周人需要培养自己的官司民守，“士”概念的内涵也就发生了转换与蜕变。这一转变的关键，便是周人各级教育网络所具有的“造士”功能。周代教育十分完备，贵族子弟享有各级教育的权利，平民也不乏受教育的机会。周代士子受教科目，包括“德行”与“道艺”两类；其培养目标就是德艺兼备，“出使长之”“入使治之”的文武兼能之士。周人以射礼选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周代选士，有相应的爵命制度，故有“命士”与“庶士”之别。周代士人的培养、考选与爵命之制，决定了他们作为新型知识群体的文化特征。［

五祀卫鼎新释

The five years Weiding container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ronzes vessel in middle of Xizhou dynast period .It shows conferment of noble titles and the culture of giving a house to live.

《周礼》设官分职之结构分析

《周礼》是一部官制之书,单个官职只是其组成元素,整个官制的结构体系才充分体现其理想政治蓝图。官制研究的重点在宏观之结构,而不在微观之元素。以往关于《周礼》官制的研究,多局限在微观层面之考据,而缺乏宏观层面之把握。以结构取义为方法,能更好地把握《周礼》的官制模式。《周礼》中的职位可分为三类,自上而下分别为有爵位的命官(下士以上)、办事的吏员(府史)和服劳役的徒众(胥徒),简称官、吏、徒。其中,只有下士以上才能称为职官。《周礼》职官按其爵位,又可分为一至九命和公、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七等。九命之上公和七命之孤皆非常设,分别为八命之公与六命之卿的加隆进爵。三百六十官亦非六官官职总数,而只是六官总部之直属官编制定员,不包括从属官。以三百六十官法周天之数,乃是汉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