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前母体及父体因素对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影响机制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产前母体因素对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发病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认为ASD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大脑发育异常。然而父体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深入了解遗传因素与产前因素在ASD发病机制中的因果关系以及相互作用尤为重要。本文就国内外产前母体及父体因素、环境相互作用对ASD影响机制的研究进行综述,为全面认识本病提供参考。

宣侠父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涉藏民族工作实践研究——以文化观、民族观和国家观为视域的考察

宣侠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实践的先驱之一。1925年,他随国民军进入甘肃,在协助处理拉卜楞事件、帮助藏族民众反抗地方军阀压迫的过程中,对涉藏地方精英黄正清等人给予重要影响,帮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文化观、民族观和国家观,使其认识到要着力推动内闭的藏文化与外界的交流,藏民族的命运必须与祖国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启了甘南涉藏地区的社会转型。宣侠父在涉藏地区的民族工作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宝贵财富,新发现档案史料更为具体地揭示了相关实践发展过程。

从萧萐父的“两化”主张反思中国哲学的建构

萧萐父先生是20世纪后期到新世纪初的重要哲学家、哲学史家,他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耕耘多年、成绩斐然,对推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哲学史方法论和中国哲学的形态反思方面,他亦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其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论述,尤为精到,特显重要。从萧先生的“两化”思考与指向出发,反思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历程,并审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于“中国哲学”形态的不断认识与理解、把握和调整,将有助于深化今天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认知,并促进其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慧境托诗心:论萧萐父的诗化哲学

萧萐父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重要建设者。同时,他又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界少有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体现了中国哲学理性与感性并重的精神气质。萧萐父诗化哲学的方法论,以“解人”范畴揭示了理解活动所具有的历史性与个体情感性两个维度。他主张从时代思潮的整体性出发,以“历史乐章凭合奏”的宏大视野把握历史的整体面貌;主张把握“积杂以成纯”的认识规律,走出建构中国自主哲学体系的新路。他又以诗性语言对王船山、傅山的启蒙思想作了深度阐发,并将自己的哲学追求定位为“体天道而立人极”,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表现出坚定的文化自信。

基于妊娠用药登记平台的父方药物暴露临床药学服务

目的交流国内围孕期父方用药行为及模式,探讨临床药师在父方药物暴露方面可提供的药学服务类型及作用。方法以围孕期父方药物暴露患者为服务对象,介绍临床药师基于妊娠/哺乳期药学门诊开展父方药物暴露咨询的临床实践工作模式。对咨询病例信息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人群药物暴露特征,并与国外致畸信息服务中心数据进行比较。结果2017年10月—2022年9月,共为门诊404例父方暴露患者提供药学咨询服务,建立标准化接诊流程。父方药物暴露咨询占比3.6%,以非计划妊娠用药最为常见(79.2%),人均暴露药品(2.6±1.7)种。咨询排名前5位药物类型为抗微生物药、中成药、心血管系统药物、消化系统药物及内分泌系统药物;使用频率最高5种药物为头孢菌素、沙坦类药物、恩替卡韦、左氧氟沙星、二甲双胍。开展妊娠结局有效随访261例,随访率81.6%,现有随访结果未提示父方药物暴露后的先天性异常信号。结论国内父方药物暴露很少受到关注,研究证据十分有限。由临床药师向公众和医疗保健人员提供基于循证证据的药物风险评估与药物治疗建议,并基于病例开展观察性研究,对促进备孕期父方用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陈荣捷、萧萐父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陈荣捷与萧萐父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又有相近的学术旨趣。陈荣捷不仅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的传播与介绍方面有不可忽视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哲学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如形而上学、认识论、宗教信仰,以及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家哲学,且在以上问题的考察中,都作出了引人瞩目的建树。萧萐父既在宏观层面主编了《中国哲学史》,对儒释道三家以及中国哲学的整体领域,都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又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具体论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王夫之等历史人物作了独到的研究,由此取得的成果,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教学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在晚明思想以及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研究方面,萧萐父也作了创造性的研究。他指出,从晚明开始,中国思想界已出现具有启蒙意义的观点,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现代化有一种内生性的动力。以“照着说”和“接着说”的交融为进路,中国哲学研究需要统一历史的视野与理论的思维,加强中西哲学之间的沟通和比较,以及关注社会之源与思想之流的关系。

论萧萐父与沟口雄三明清之际思潮研究之异同

萧萐父与沟口雄三皆把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视为中国通往近代的肇端,标举中国近代的原生性、独特性以及连续性。萧萐父以“人”为线索,强调启蒙精神在明清思潮中的显发,他提出人文易、诗化哲学、伦理异化等理论,以中国式的人文启蒙作为历史接合点,旨在以人的现代化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沟口雄三则以“理”为核心,通过阐述天理观以及民间宗族势力的衍变,揭橥从明末清初“乡治”到辛亥革命“省治”的近代化道路,希图发掘亚洲固有的思想传统,重建亚洲的近代概念。在比较两人致思理路与思想旨归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寻根”在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中探寻传统文化迈向现代化的活水源头,有裨于确立本民族文化特有的历史进路,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自觉性。

古公亶父避狄事之哲学分析

古公亶父避狄自豳迁岐是周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理解这一事件关键是对孟子的叙述进行分析。孟子举太王事例劝滕文公在竭力以事大国而不得免的国难时刻采取为善之举,意即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究竟何者才是真正重要的。当国君必须在“国”与“民”之间“择于斯二者”时,其所当为之“善”无疑即是弃“国”“保民”。太王之言清晰地表明,无论土地还是国家,都是“保民”的工具,是“所以养人者”,君子决不能将目的与工具倒置,为了土地、国家而伤害人民。狄人有意求取在他们看来古公亶父所必不能予者即土地与人民,由此形成对古公亶父意愿之违背。在狄人试图激起暴力时,古公亶父从仁爱的高度接受了对自身意愿的违背,放弃了土地。于是,狄人试图违背古公亶父意愿的意愿被违背,并且这一违背并非古公亶父主动发出,而是被动接受。由此,古公亶父针对导致暴力的主动强制,以仁爱创造性地生发出制止暴力的被动强制,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和平非暴力的文化根基。

金代后妃父祖封赠制度探微

金代后妃父祖封赠制度确立于熙宗时期。在金代,后妃父祖封赠范围有三代和一代的记载,封赠官爵以三公和国公为主,不同时期的爵位品级又有所差别,具有阶段性特征。熙宗和海陵前期封赠爵位最高至国号王,此后仍以国公爵位为常制,最高至郡王,这与金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更是皇权强化的体现。金代后妃父祖封赠遵循“近重而远轻”的原则。其制度的具体运作既有对宋制的承袭,亦有自身特点,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在制度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互鉴与交融。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34出土叔肯父簋所见史事暨制度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34出土叔肯父簋年代为穆王前期。器主叔肯父系晋国高级贵族,与“侯”即晋侯或为兄弟,或系身份特殊的重臣。墓主系昭穆时期(主要活动于穆王前期)霸国的中等贵族,其生前或系领兵作战的武将,与其邻近的M2002的墓主霸伯尚之子格仲皆殁于搏戎之役。叔肯父簋出自霸国墓地,应系馈赠或赗葬所致。商周时期王或诸侯为臣下修建宗庙宫室,或为其娶妻成家,或亲临臣下宫室宗庙祭享,皆系常制,以体现君侯对身份特殊或功勋卓著者的特殊礼遇和关照,周人沿袭商人礼俗。凡此有助于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商周时期的政治、社会及礼乐制度。

金代后妃父祖封赠制度探析

后妃父祖封赠制度是金代封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皇帝册封或追谥后妃以后,为推恩外家而封赠后妃的父辈、祖辈、曾祖辈等以官职和爵位的制度。金代后妃父祖封赠制度确立于熙宗时期,发展于海陵王时期,世宗、章宗时期趋于完善。金代对后妃父祖的封赠,通常采用“赠官加赠爵”的形式。后妃品级的高低决定着封赠其父祖的代际范围,同时也决定着封赠其父祖的官职爵位的高低。金代统治者旨在通过后妃父祖封赠制度,达到推恩外家、笼络外戚,以维护统治的目的。

斯威夫特小说《羽毛球》中的“父之名”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象征界是一个法的世界,是结构人类生活的根本秩序,象征法则通过“父之名”宣讲律令,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羽毛球》中蒲兰提斯深信父亲所代表的男性主义象征秩序,但又情不自禁地产生回归被象征界禁止的实在界这一“最真之真”的激情,以及逃离“父之名”统治的渴望。然而面对实在界的不确定性和创伤性本质,他跟随快乐原则选择放弃知道真相,拒绝创伤的侵袭,选择保护“父之名”的合法地位,从而保护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我的父亲》中“父与子”母题的三个维度解析

《我的父亲》(ХорошийСталин)系俄罗斯著名作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Ерофеев)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被誉为“当代《父与子》”的小说反映了当代俄罗斯文学进程中“父与子”母题的别样面貌。儿子对原生家庭的矛盾态度、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思想冲突以及造成上述现象的文化空间贯穿小说始终。借助家庭、思想与文化空间三种维度,《我的父亲》跳出了建构父子冲突情节的范式,摆脱父子母题小说的中心化思考模式,将人格的形成过程同形成人格的文化空间进行整合,并对“父与子”文学母题进行重构,最终得出:“父与子”的文学母题已突破真实与虚构文本之间的界限,在文本之外得以延续。

通观与涵化:萧父学术思想与珞珈中国哲学学派

萧萐父的学术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建构船山哲学体系,引领船山学的研究;提出了明清之际“坎坷启蒙说”,超越了梁启超、侯外庐的有关说法;晚年,提出了通观—涵化说。萧萐父的学术思想也存在一定局限,如他所说的“文化主体性”即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积极的哲学价值。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行为纲领为“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这五句二十字起源于学科点培养教育研究生的需要,在世纪之交成为该学派的界定标准。通观—涵化说是萧萐父晚年对于其学术思想的终极提炼和升华,居于其学术思想体系的最高层面。此说经历了一个从1993年的“二句诗”到2005年的“四句联”的发展过程。通观—涵化说是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思想灵魂。萧萐父的易学研究主要体现在船山哲学研究上,其易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人文易”说和“意象美”说上。船山易是珞珈易学的远源,十力易是其近源,萧萐父是珞珈易学学派的开创者。“貌似杂越,情乃一贯”是萧萐父对其一生学术思想最精准的评判,“杂而多变,情乃一贯”次之,而“好奇兼爱”一句则属于奇辞,不是其本意。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视域中的王船山研究——以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侯外庐、萧萐父是因李达而结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李达的影响下,他们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启蒙说,并由此开启对王船山其人其学的研究。他们的王船山思想研究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吕振羽将王船山思想定位为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新思想,侯外庐将王船山思想诠释为形式知识上的解放,萧萐父则着力梳理王船山思想“推故致新”的内在逻辑。通过这些探讨,他们将王船山思想中可以接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层层深入地揭示出来,显示出其在王船山思想研究上的理论优势。

郭齐勇对萧萐父哲学思想的诠释

萧萐父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是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主要开创者。郭齐勇长期亲炙于萧萐父座下,他的萧萐父思想诠释是具有代表性的。结合郭齐勇及当代诸学人的观点,萧萐父思想诠释主要可从三个向度加以分析:第一,涵化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凸显主体性与开放性;第二,多维互动详述学问面向,彰显启蒙性与思想性;第三,深化珞珈中国哲学精神纲领,主张为人与为学相一致。三个方面互相涵摄与交融,共同构成了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思想图景与学问旨趣,对于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开新有启发意义。

孔子孝道思想探析——基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释义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反映孔子孝道思想的一句话,但关于这句话的释义仍存在争议,主要集中于“三年”和“道”的释义。由于孔子十分重视三年之丧,而“无改于父之道”针对的是子女在父亲去世之后该如何做的问题,与三年之丧语境相似,所以“三年”指的是三年的服丧期,“道”应释为父亲在世时的为人处世准则。孔子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因为子女尽孝要始终怀有敬意。这种敬意源于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受制于三年之丧的礼制要求,更重要的是与孔子的政治构想相通,由孝亲推致忠君,从而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体系。

歌剧《木兰诗篇》中花母花父的角色分析与演绎

关于民族歌剧《木兰诗篇》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主角“花木兰”的舞台演绎,对于花母和花父的舞台角色分析与演绎相对甚少,是目前学界研究比较忽视的方面。本文针对花母和花父的舞台角色进行研析,总结概括角色特点及唱段分析,探讨青年演员跨年龄角色演绎,以及花母花父的艺术形象作为花木兰心理转变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探究其对主角形象的侧面呈现可以弥补歌剧的整体研究。从花母花父人物形象分析和演绎两方面着手,以便深入理解歌剧的全貌。

父与子

站台站台是个洒泪的地方,至少对我和家人来说是如此。仿佛在站台的某个地方藏着一根看不见的针,只要我们一到站台上,这根神秘的针就不知不觉地刺破我们的泪囊,使我们的眼泪像大雨天房檐的雨水一样哗哗地流下来。不管是在南阳,还是在北京,只要有离别,就有眼泪。

父与子书

儿子13岁时,第一次给远方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爱儿”!这是父亲对儿子的爱称。回信时,他因记不清儿子年龄而深深自责,称自己是一个“不尽责的父亲”。对父亲信中的每句话,儿子终身刻骨铭心;但记忆中的父亲形象,儿子却感到既清晰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