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父母教育权的起源、演变和特征

一、古代社会:亲权是父亲对子女的绝对支配权力在英文里,家庭(family)一词的原始意义,并不是亲属或共同祖先,而是表明权力与财产的主奴关系。famel一词原为“奴隶”,familia是指对人的所有权,而父亲(pater)一词的原意是统治者和主人。在西方,家庭从一产生,就存在权力与支配的关系。在汉语中,“家”,居也。

论父母教育权的现实边界——基于“在家上学”的探讨

"在家上学"在我国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关注并重新解读父母教育权。父母教育权的现实边界在于以实现儿童的根本利益为原则,在合理行使教育选择权的同时,充分运用对学校教育的参与权,与公共教育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动与合作的关系,从而促进父母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的平衡与协调。

从父母教育权的视角看幼儿教育的义务化问题

幼儿教育的义务化问题是近来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焦点。在当代国际公约里,人们普遍承认和尊重父母对幼儿的教育权,这种权利对于国家教育权来说具有优先性,国家对父母教育权只有监督权和矫正权。站在保护父母教育权的视角,幼儿教育不能义务化。

试论社会分层视角下父母教育权的行使——以中英比较为例

在家校合作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行为方式有所不同。本文介绍了英国学者Lesley Pugsley在《大学的挑战——高等教育市场与社会策略》一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通过比较中英两国在父母教育权利实施方面的差异，提出改善我国父母教育权行使的新设想。

试论父母教育权与其他教育权的关系——以“孟母堂”事件为切入点

"孟母堂"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关注并重新解读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之间的关系。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国家教育权之间关系处理的重点在于确保儿童的最大利益,在合理行使父母教育权的同时,充分运用学校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与公共教育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动与合作的关系,从而促进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基于“在家上学”父母教育权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学校教育功能的异化,"在家上学"作为弥补学校教育缺陷而产生的新教育形式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家上学"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也存在许多争议,其中父母的教育权是一个热点议题。以"在家上学"的形成及概念内涵为背景和理论基础,重点探讨父母教育权与儿童利益,父母教育选择权与参与权的关系,父母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之间的相互制约。

试论父母教育权的边界与内容

在家庭中,父母具有教育子女的自然道德基础。基于一定的信念和价值观,父母在有关子女教育方面具有总括性权能,但这种总括性权能并不意味着父母教育权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有限制条件和范围的。父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合理地对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儿童)的信仰、态度、价值观、行为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施加家庭教育影响,其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谁有权来决定某一行为或决定是否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换言之,如何确保"儿童"的最大利益是"儿童本人"的,而不是"父母"的,其判断标准就在《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各种权利之中。

我国父母教育权限度的研究

父母教育权于今日而言,是父母管理子女受教育权的权利。目前父母对于学生各方面的发展尤为看重,使出浑身解数期盼用教育改变孩子的命运。父母教育权是由两部分构成,"父母"和"教育权"。父母是父母教育权的主体,教育权是父母教育权的内容。教育权也是一个复合词语,将其拆解可分为"教育"和"权"。教育表述了教育权的内容,权则表述在教育之中,主体双方所处的位置和关系。父母教育权由"权力"走向"权利",其对于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作用由"支配"演变成"影响",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制约。

性教育中国家、父母、儿童的宪法关系——以性教育读本争议为例

儿童的受教育权、人格全面发展权在性教育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儿童性受教育权、性健康权。儿童在性领域的受教育权与国家的教育权力、父母的教育权经常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回应相关争议问题,需要以整体性视角建构"国家-父母-儿童"宪法关系理论模型。应坚持以三方关系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以个案权衡为方法。性教育中任何一方的权利、权力均不具有通常的优先地位,三者既互为界限,又要理智地合作,孰轻孰重应在具体条件下展开权衡。建构"国家-父母-儿童"宪法关系理论模型,有利于性教育中权利与权力在相互碰撞中得到充分实现。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的法学分析

就法律文本而言,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家上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核心是对"入学"这一义务教育法定形式的解释。根据扩大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入学"可理解为"进入义务教育内容的学习过程",从而"在家上学"的法律性质可界定为"法益"。从权利关系来看,儿童的教育利益最大化是教育活动的应然目标,父母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的分配也应当以此为基础。"在家上学"是家长以个性化方式积极履行父母教育权并保障子女受教育权利的活动,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能够成为学校教育的辅助形式而存在,并在家庭和政府的合作间不断成熟。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公民"在家上学"的合法性,并将其纳入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中。

家庭教育地方立法的实践探索与理性思考

我国的家庭教育地方立法属于创制型立法,具有探索性的特点,在界定家庭教育的内容、构建社会共治的责任体系、规定强制亲职教育、注重对特殊困境未成年人的帮扶、突出地方特色等方面进行了突破创新。在立法过程中对于家庭教育的定义、立法的性质、牵头部门的确定等难点问题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鸣。今后家庭教育立法应加强对父母教育权的尊重和保护,细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具体措施,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避免立法重复。

父母、国家与儿童的教育

父母与国家都对儿童的教育享有权利,但又有所区分。父母教育权的内容既及于家庭教育,也及于学校教育,包括教育选择权和学校参与权。承认并扩大父母的教育权已得到各国、地区及国际法的重视,也亟需我国教育立法的正面回应。

家校合作及其理论依据

目前,家校合作在各国的教育改革中备受关注,本文试图从管理学、父母教育权的演变、系统科学的新分支———协同学和教师的新职业精神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家校合作的理论依据,以期提高实践中的家校合作水平。

在家上学的法律关系分析——以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理论为分析视角

由在家上学引发的讨论,其表是规范与事实的背离,其里则是国家与父母的博弈。厘清在家上学的法律关系,既是父母主张权利的前提,也是国家政策制定的需要。本文借鉴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理论发现:尽管国家具有实施义务教育的权力,但其没有义务教育方式的豁免;同样,虽然父母有选择在家上学的权利,但其没有实施在家上学的特权。因此,国家实施义务教育的权力不应否定父母对义务教育方式的选择,而父母实施在家上学的权利也不能排斥国家对在家上学的监管。因此,教育立法应适时确认在家上学的合法性,并将立法重心放在对在家上学行为的具体规制。